玛丽·科尔文与利比亚叛军

2012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二，戴着黑色眼罩的独眼记者玛丽·科尔文 (Mary ) 在叙利亚霍姆斯为 BBC 进行报道时显得非常愤怒。 玛丽·科尔文拥有近30年战地报道经验，几乎报道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在非洲、中东、阿富汗、东欧巴尔干半岛和南亚的每一场战争。

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叙利亚的局势是她所见过的最糟糕的。

玛丽的前同事汤姆·帕丁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类言论超出了记者报道时应使用的“克制”语言。 “我很少看到玛丽这么说，”汤姆说。

一个预言。 第二天，玛丽·科尔文和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克里克在炮击中丧生。 她的死成为叙利亚残酷野蛮局势最确凿的注脚。

2 月 22 日，玛丽·科尔文 (Marie ) 和法国摄影师雷米·奥赫利克 (Remy ) 在叙利亚炮击中丧生

她总是想等待

玛丽出生于1956年死亡的战地记者，今年56岁。 她结过三次婚。 她的丈夫都是记者，她没有孩子。 1978年从耶鲁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后，她成为合众社的一名记者。 六年后，她驻扎巴黎，后调往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

该报纸成立于 1821 年，同年拿破仑去世。 它见证了现代欧洲的诞生，《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只能算是它的后代。

玛丽从1986年开始担任中东记者长达10年，与卡扎菲上校、阿拉法特有说有笑，还报道了黎巴嫩内战期间贝鲁特南郊难民营发生的屠杀事件。

后来，她的报道方向扩展到了世界上所有战乱地区，包括车臣、科索沃、塞拉利昂、津巴布韦、斯里兰卡、东泰米尔纳德邦以及后来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

很少有人像她一样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报道战争。 炮弹、废墟、死亡、绑架和白兰地取代了同龄人应有的正常生活。 对于其他战地记者来说，玛丽·科尔文是战地资历最深、最长寿的大姐。

记者们会开玩笑说，如果他们在报道地点遇到玛丽，就意味着他们来对地方了，某个地方会有重要新闻。

汤姆和玛丽已经一起工作了四年。 如果玛丽在战区接受采访，汤姆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玛丽打电话。 如果有危险，他会建议玛丽离开，但后者总是想等待。 汤姆说玛丽是最让人放心的记者之一，能照顾好自己。

事实上，2月21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也试图说服玛丽离开，但她拒绝了。

“玛丽经历了太多危险的时刻，去过太多危险的地方，”汤姆说。 “我们认为她不会死或被杀。” 其他同事可能没有玛丽那么自信。

琼·斯旺在柬埔寨和孟加拉国各被绑架一次。 汤姆·沃克在阿富汗接受采访时，因乘坐的车内已没有空间，才免遭遇难的悲剧。 2001 年，玛丽在斯里兰卡失去了左眼。

玛丽看上去并没有吸取教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告诉南方周末，在巴格达，玛丽是少数不乘坐防弹车外出的记者之一。 她喜欢乘坐出租车并与当地人交往。

2010年，她作为战地记者代表在英国伦敦圣新娘教堂发表演讲。 她在演讲中表示，战地记者的任务是准确详细地报道战争的恐怖。

虽然移动互联网让世界大部分地区变得更加透明。 但普通人无法像参观马戏团一样去战区报道，然后上传到网上。 因此，为了了解战场位置的真相，记者必须冒着被枪杀的风险去实地调查。

玛丽在演讲中说：“我们总是问自己，冒这样的风险进行报道是否值得，以及勇敢与鲁莽的区别是什么。” 她的回答是，即使要用左眼来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

但总有惊喜。 挪威资深战地记者安德斯·马格努斯的经验是，很多时候局势是无法预测的。 “我想，玛丽在霍姆斯可能就是这样，她没有预见到这种危险，也没有预见到敌人有多么凶猛。你想去霍姆斯报告，是对的，但同时，你也必须考虑到“你自己的安全。但这很难死亡的战地记者，”安德斯说。

曾驻扎在加沙的中国记者周宜军认为，这份工作或许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 “我听到很多记者寻找进行战争报道的理由，但他们的核心是不安分的人。”

周轶君说，每一个去战区报道的记者都想活着回来。 许多经历告诉他们，危险是可以克服的，他们可以更加勇敢。

“我遇到的战地记者通常不会谈论困难，只谈论采访过程的享受，”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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