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金融

我与铁路风雨兼程四十年

发布时间:2019-09-28 09:29:15

  我于1950年10月出生,可以算作新中国的“准同龄人”。1971年底我从山西插队的农村到太原铁路局参加工作,2010年底在北京铁路局退休,在铁路上整整工作了40年,亲身经历了中国铁路运输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回望40年,我与铁路的故事仍历久弥新。

  大雨中爬上信号机

  刚上班,我被分配到南同蒲线永济站做扳道员,闭塞设备(为使列车安全运行通过两站间的设备,保证一个区间、同一时间之内只容许一个列车的技术方法)刚刚从电气路牌改造为单线半自动没多久,行车室的路牌机还没拆走。进站信号机仍是臂板式,也就是百姓说的“扬旗”,由扳道员在扳道房外负责操纵。白天看信号机上的臂板角度,晚上看灯光。道岔则完全由人工扳动。

  记得第一天师傅让我试着扳一下,由于不知道其中的诀窍,结果使出了“洪荒之力”,憋得脸红脖子粗也没扳动。1972年7月的一天,我刚出徒独自顶岗上夜班,后半夜三四点钟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由于接班时没带雨衣,所以按值班员的命令,冒雨将北京到西安的85次客车进站所经过的所有道岔,都扳到规定位置后衣服就全湿透了。

  突然一声炸雷响后车站一片漆黑,估计是供电设备被雷击坏了,此时值班员来电话:“85次从邻站开出了,立即挂灯!”那时山西用电非常紧张,车站经常停电,信号机的电灯亮不了,所以日常要备着煤油灯急需时用。我忙用火柴把灯点着,左手提着黑乎乎的傻大笨粗、有十来斤重的煤油灯,右手提着信号灯冒着瓢泼大雨,沿着铁道边的泥泞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向站外的进站信号机跑去,到信号机下把煤油灯挎在左臂上,双手沿着十来米高的梯子往上攀登。

  大雨浇得我睁不开眼,快到顶时85次蒸汽机车的大灯明晃晃地照过来,大概是看不到进站信号机的灯光,司机开始不断呜、呜、呜地鸣笛,并开始制动减速了,这时如果再看不到进站信号机的灯光,一停车就要列为车站的一般事故。我急忙爬到信号机顶,把不亮的电灯用力拔出挂在一边,把煤油灯插入,再确认油灯点着后赶忙往下爬,因为有规定:信号机上有人,信号显示无效。

  刚刚回到地面,机车一声长鸣,突、突、突开始加速进站了。就这样被浇成落汤鸡的我站在暴雨中提着信号灯,在进站信号机下迎接列车进站,机车到我跟前时司机、副司机都探出身向我伸出大拇指,望着一节节灯火通明的车箱和车内向外张望的旅客,我油然产生一种成就感。等列车全部经过后四周又恢复一片漆黑,我才觉得已被浇得透心凉,浑身上下冷得有些哆嗦。说实在话,在村里插队3年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那年我不到22岁。

  慢火车

  铁路部门如今开行的“慢火车”因站站停、低票价、公交化等接地气的优势,架起了偏远山村与城市的沟通桥梁,成为沿线民众经商购物、求学求医、走亲访友的“公交车”和“致富车”。而40多年前的“慢火车”不是每个人都体验过的。

  1973年夏天我调到京原线灵丘车站任主任扳道员,当时该线刚刚由铁道兵交给太原铁路局。线路、隧道、桥梁、信号设备等都需要整治,大部分区段都限速,不能开行正式客车。职工上下班只能乘客货混编的路用列车5503/4,隔日早6点从北京西便门站发车。

  记得有一次从北京回灵丘上班,因坐头班公交车都赶不上,就让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凌晨4点半就从木樨园赶到了西便门。列车是站站都停,除上下通勤职工外,还要给车站卸米面、蔬菜、水等生活用品,到涞源时已是夜里12点了。我躺在长椅上正睡得迷迷糊糊,听有人说蒸汽机车没水了,要回白涧(离涞源有8站地)上水,没办法继续睡吧。后来被机车挂车辆的声音惊醒,列车又慢慢地前行,到了灵丘已是次日凌晨4点,距开车已有22个小时,两站距离是237公里,旅行速度仅仅每小时11公里。上世纪90年代西便门站拆除,原址上建起了今天的北京西站。

  电话中断后发出列车

  1983年我还在灵丘站,已是助理值班员。一个夏天的夜班,接班时就下着大雨,后来雨越下越大,一点半左右坐在操作台前的值班员付师傅突然说:“不好了,电话全不通了!”我也帮忙尝试,果然所有电话都没了一点声音。这我可从未遇到过,付师傅非常镇定地说:“使用一切电话中断办法行车。”

  按照铁路技规的规定:“一切电话中断后单线行车按书面联系法,开下行列车的车站有优先发车权。”接着付师傅逐字逐句地填写了红色许可证和通知书,此时站内有两列待发的下行列车,但付师傅通知书填的是列车到达邻站后准接上行列车,我也不好多问,逐字确认无误后把红色许可证放入上衣口袋,穿着雨衣雨裤提着信号灯出门,在大雨中将红色许可证交给司机,给了发车信号,机车一声长鸣拖着40多节货车在瓢泼大雨中驶出车站。

  回到行车室见当班的行车人员和工务、电务、车辆部门的人都来了,大家都一言不发,看着操作台,谁都知道在单线区段如果两站同时相向发出列车会发生线路、桥隧被冲毁的严重后果。此时付师傅坐在台前一动不动,只听见墙上挂钟滴答的响声和屋外的狂风暴雨声。

  就这样大约50多分钟后2号扳道房的电话响了:“有列车接近!”“再确认一下!”“没错是机车的大灯!”就在这时电话中也传来了机车将进站的一声长鸣。“噢!”行车室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欢呼声。

  此刻我突然明白了付师傅为什么把下次列车的发车权给了邻站,这样可以确认发出的列车已安全到达邻站,证明区间的线路、桥梁、隧道都安全无事,可以陆续使用红色许可证接发车了。我无意识地拍了拍付师傅的肩膀想表示佩服,才感觉他的衬衣已湿透了。次日才知道是山洪将架在桥梁下的通讯、通信电缆都冲毁了。

  日后有一天上夜班,说起那天的事,我对付师傅说:“还是您在一等站干过,经验非常丰富。”他眼睛盯着操作台淡淡地说了句:“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那年我33岁。

  大雪中处理道岔故障

  1987年我在京原线奇峰塔站当站长,隆冬的一天夜里下起了鹅毛大雪,到后半夜两点多了,值班员说:“没有什么事,您休息去吧。”我也确实有点累了,就回站长室和衣拉床被子睡了。不一会儿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站长!出站信号开放不了!”我一骨碌爬起来穿上大衣就往外走,一边想有哪些原因会造成故障,走出十几步又回到站长室拿了一把榔头。

  到了行车室见值班员已急得满头大汗,有两列上行列车停在站内开不了,调度电话不停地催促。我拿电话反复询问扳道员每个道岔的开通位置,又到隔壁的继电器控制室,问正忙着查找故障的电务维修人员,都说发现不了问题。看来只有去现场了,我一手提着信号灯,一手提着榔头踏着路基边的深雪,深一脚浅一脚走向道岔区。被困在站内的牵引机车是“东风4”,车上司机见我开玩笑说:“站长亲自出马了!”

  到了道岔区,我让扳道员逐一将进路上的道岔扳回反位,用信号灯仔细检查尖轨处有无冰雪、道砟等异物,检查到最后一个道岔也就是列车进出站必经的咽喉道岔时,发现在距尖轨尖端30厘米处有一块约5分硬币大的冰片,显然是因为雪大、清扫得不彻底,将雪夹在基本轨与尖轨之间,这样反复几次雪被夹成了冰片造成不密贴,使道岔的电连锁器无法接通,信号自然就无法开放。我用榔头哐哐几下将冰敲下来,让扳道员再扳回来,还没等回到扳道房电话响了,值班员讲出站信号已开放。随后机车一声长鸣拖着40多节满载煤炭的敞车出站了,机车到扳道房时又一声鸣笛,刚才那位开玩笑的司机立起身冲我伸出大拇指。我那时的自豪感就别提了。

  铁路运输设备不断迭代

  就这样经过十几年的历练,我渐渐对铁路运输工作入了门。1988年后因工作需要我离开运输一线,先后在车务段、铁路分局从事职教、劳资、车站安全监察、行车设备管理等工作,任过工程师经济师。1996年北京西站落成、京九线开通、铁路六次大提速等我都参加了。回忆40年的工作经历,尤其对铁路运输设备的不断更新感触深刻。

  刚刚参加工作时,信号设备一旦发生故障,全站职工都要一窝蜂地赶赴现场,你查信号机我扳道岔,一段段地排查,效率很低,大家笑称当时的电务设备是“出了故障跑断腿”。

  当时的设备很少,一套电锁器非集中联锁,几组手柄道岔,两个车站之间同时只允许一列车通过,设备故障处理完全靠经验感觉,处理耗时长,技术标准与设备安全系数和现在都不能相提并论。

  如今,调车作业由原来的信号旗、灯改为调车灯显手持电台,实现了调车人员之间、调车人员与调车机车司机之间的全天候、无障碍的信息沟通和安全互控,不但提高了调车效率,更重要的是保障了调车人员的生命安全,大幅度降低了调车和人身伤亡事故

  电务信号设备方面,实现了从机械联锁、电气集中联锁、计算机联锁到CTCS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从手扳式道岔、电动道岔到液压道岔,从没有信号集中监测到熟练运用信号集中监测系统发现设备故障并快速处置的次第变迁。

  机车则由蒸汽机车,德国、法国进口机车,更新为国产内燃、电力机车。高速铁路方面,和谐号、复兴号一路不断前行。货运列车的牵引由不到两千吨,增加到四五千吨,在大秦铁路上甚至开行了万吨重载列车。

  旅客列车的旅行时速由原来的40~50公里提高到100多公里,高铁客车时速甚至达到350公里。机车上普遍安装了自动信号以及行车记录仪(黑匣子),驾驶室里可以同步显示地面信号机的状态,遇大雾、雨、雪等极端天气,司机瞭望距离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基本可以保障行驶速度不受影响。货物列车取消守车和运转车长后,在最后一节车辆上安装了列尾设备,司机可以随时掌握、控制列车尾部的气压,保障了在列车提速后的安全。

  岁月荏苒,新中国走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的铁路事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铁时代铁路线路基础建设、机车车辆高端装备制造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蒸汽机车、路牌、臂扳信号机、煤油灯、人工道岔等都已成为历史,进入了博物馆。相信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铁路事业的发展也会更加突飞猛进。我为此生选择铁路作为毕生的职业并亲身经历这几十年的巨变、也曾为此作出过一点微薄贡献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为原北京铁路分局干部,从事劳资工作,经济师,已退休。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