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前，浮现着母亲两种不同神态的面容：一张是32年前的黑白照片，虽然年久且有点模糊发黄，但母亲和蔼的微笑依旧，她神态自然，显得豁达开朗，无比的自信，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另一张面容是而今90多岁高龄的母亲，饱经沧桑的脸上刻满了岁月交错叠加的皱纹。几年前一场大病后，母亲说话不大利索，生活起居需人帮扶，经常像小孩子似地不停折腾。可是，在我的心里，母亲的身上有着一种自然淳朴的大美。

　　上个世纪20年代末，母亲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村家庭里。40年代末期，社会变革，外爷家境衰落，因为政治原因，外爷被服刑改造，母亲连带受了苦，直至嫁给我的父亲。

　　母亲刚进我们家门时，除了七老八小几口人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里的一口铸铁锅裂了几条缝，每次做饭时用面糊糊了才能用。到了解放初，家里分了几亩田，父亲嫌不够种，跑到十几里路外的山里和别人合伙种地。母亲除了给一家人纺纱织布、缝新补烂、烧火做饭外，还要帮父亲种地。大姐出生后，为了种好远山的地，天刚亮，母亲就起床做饭，然后带上干粮，背上大姐，与父亲一块去种地，天黑才能回家。

　　1959年我出生了，这时母亲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她在帮父亲把曾爷爷曾奶奶养老送终后，就和父亲一起带着奶奶和三个孩子，去投奔在延安工作的爷爷。一路上父亲靠揽工给几个人换饭吃，有时找不到活，就只好边讨饭边赶路，携老扶幼终于到达延安，但生活还是很困苦。记忆中，母亲每天捡回别人扔掉的烂菜叶子，撕去不能吃的部分，然后拿到水井边淘洗干净，再撒上一把米或搅一点玉米面，煮上一锅，先给爷爷、奶奶、爸爸各舀一碗，然后让孩子们吃。等一家人都吃饱，剩了母亲就吃上一口，没了就饿着肚子。

　　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天，母亲帮父亲给建筑单位运料，由于工期短、任务重，大家冒着炎热的高温，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任务。施工方给每人奖励了2个刚上市的香瓜，口干舌燥的工友早已下肚，唯有母亲拿在手里闻了又闻，最后装进了口袋。那一刻，她想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从一起赶马车的邻家老马叔嘴里知道这件事，常让我揪心不已。

　　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厚道。那时，整个陕北生活很困难，延安经常有上门讨饭要吃的人，只要来到我们家里，不论多少，母亲总要给打发一点东西，救人于困苦之中。有一年冬季，天快黑的时候，家中院子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要饭的，母亲出门看见后，赶忙把老少俩接回家，然后让她俩在家中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走时又给打发了东西带走。

　　父亲脾气不好，有时候会和邻居发生争吵，母亲总是主动找对方说合，化解隔阂，和左邻右舍相处得非常和睦。在我们老宅子的土窑洞里，曾租住过一户外来人家，其儿子和媳妇婚后不育，收养了一个男孩，几年后父母要回老家，担心儿子和媳妇养育不了孩子，走时托付母亲多加关照，母亲一口答应，把小男孩当做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看待。小孩稍大后有些调皮，两口子因此闹矛盾，打孩子出气。母亲看见后，毫不留情地责备他们，教以正确引导孩子的方法。孩子放学后，有时遇到父母不在家，母亲就把他招呼在自己家里专门给做饭吃，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给他留一份。

　　在全国大搞农田建设的年月里，母亲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一次，距离我家十几里的枣园公社阳崖村组织农田大会战，居委会要求每户都要出劳力参加。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床，把家里的活料理完，扛着工具徒步去参加农田大会战，收工后再从工地走回来，一天要往返几十里路，居委会负责人觉得母亲太辛苦，允许她可以不参加，可母亲一直坚持到完工。

　　母亲的言传身教，培育了我们踏实做人、秉持正义的品行。我在邮电局上班时，一次开车去榆林送机要文件，遇到几个歹徒因车辆碰撞，正在殴打一名开着军车的年轻司机，我停车下去劝解，被歹徒不由分说打成重伤住进了医院。母亲知道后，赶忙来到医院照顾我，心疼地对我说：“你做得对，妈支持你。你安心养伤，别惦记家里，有我呢。”

　　转眼间，无情的岁月就将生命推向了衰老的边缘。母亲确实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她的良知还是那样年轻，散发着天然、纯朴的大美。就在我重新创业时，她将自己几十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下的8万多元钱都给了我，并且卖掉楼房，搬回老窑洞里去住，并一再叮嘱我不能拖欠下苦人的工钱。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人，她和父亲一起把一个贫困潦倒的家庭经营成一个富裕和睦的大家族，从一个弱小的富家女子历练成一位坚强无畏的女性。尽管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过惯艰苦生活的母亲，依然保持朴素的本色。她叮嘱我们，在她走后丧事从简，不许为了扬名声显阔大操大办。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热泪涟涟。不论我多大，我还是母亲襁褓中的幼儿，母亲是我避风躲雨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