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服的品味、文化与规训

穿着与职业、社会身份之间的微妙关系最生动的体现，莫过于这两年在短视频文化里被花式演绎的一个段子：势利的奢侈品店员靠打量人的穿着，来区分哪些顾客具有消费能力，结果惨遭打脸翻车。

但面对服装这层社会化、符号化的“外壳”，其实每个人都在潜意识里无法避免地“以衣取人”。不信，挑一个傍晚六点的下班高峰期，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观察经过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试着只通过外表判断他们的职业，你那时的脑回路，应该与上述段子里的店员没太大差别。

当面对服装符号化的究极形态——制服时，我们更是如此。爱研究格调和品味的毒舌文化学者保罗·富塞尔就曾经出过一本名叫《品味制服》的读物，里面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各种制服，从童子军到修女，从3K党到公司职员，从水手到看门人。富塞尔指出：“穿着折射自我，而穿着打扮所传递的信息，有时却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制服与职业

意大利MAST艺术馆，在今年策划了一期名为“UNIFORM:INTO THE WORK/OUT OF THE WORK”的“制服”主题展览。展览时间从年初到9月，一共展出了20至21世纪44名摄影师的作品，共计600多张照片，展示了不同社会历史与专业背景下工作者们所穿的多种服装。旨在通过观察制服与工作者的关系，来体现制服本身所蕴含“接纳”与“排斥”的两面性。

日本哲学家鹫田清一在《古怪的身体-时尚是什么》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所穿的衣服就如同被遮蔽、看不见的身体的一个“全身像”，“社会赋予我们各种意义（性别、性格、职业、生活方式等，不仅仅是身体这个客观存在，还有这些内在产生的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我们这个‘像’），也让这个‘像’得到多重的包装和强化，通过各种能看得见的形式被表现出来。”

UNIFORM展览中所展出的摄影大师Irving Penn的作品“Small Trades”肖像系列，就很好地体现了鹫田清一的观点：1951年，Penn邀请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街头的普通劳动者，糕点师、消防员、小商贩、屠户……这些普通人身着工作服，手持日常工具，与Penn一同完成了这组肖像，时隔近70年的如今，不用看展览标签，仅凭照片里人物的工作服饰，我们便能轻而易举得知他们不同的职业与身份。

在Penn的镜头下，1950年代战后人们对于工作与职业的热爱与归属感，对于劳动的自豪感，通过他们身穿工作制服的骄傲神情便能知晓。尽管他们身穿的制服最初通常是为功能性或防护性而设计的，但每种不同的制服也总是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它的每一个细节，从剪裁到着色，都带有着这个行业深远的人类经验，勾勒着这个行业人员身体日常的运动轨迹。

制服与阶级

《观看之道》的作者、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在文章《西装与照片》里，通过对德国摄影纪实大师August Sander几幅照片里身着西装不同个体的分析观察到，西装在不同人身上所表达的形象与社会身份是截然不同的。

August Sander的《二十世纪的人类》系列摄影作品也被囊括在此次展览中。在其中一张名为《去往舞会路上的农民》的照片中，三个身着三件套西装的农民伫立在郊外的小路上。另一张名为《新教传教士》的照片，拍摄对象是同样身着三件套西装的人们，只是他们的职业是传教士。但用约翰·伯格的观点来看，“这些静态照片展示出，西装不但不会掩盖其穿着者的社会阶层，反而会将其强调和凸显出来。”

在他看来，西装在二十世纪发展成为了一种“统治阶级彼此心照不宣的制服”“属于远离劳动的人群理想化的服饰”。因此，裁剪与细节之处也是为了修饰静止不动的身形居多，“但农民拥有一种特殊的身体尊严：它由一种在劳作中让身体得以彻底放松的功能主义所决定。……他们的身体的体态和西装的形态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当他们因为时髦穿上西装，在西装廓形中突兀的强壮身形，也同时毫无理由被制定西装规则的人贴上了粗鄙、笨拙的标签”。

在约翰·伯格眼中，这也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说的“阶级霸权”的一个图像范例——想要彰显自己的身份，就必须穿西装，不论它适不适合你。

而另一参展作品——摄影师Florian van Roekel的跟拍计划“How Terry Likes His Coffee”系列，则是约翰·伯格视角的现代延伸。Roekel用了15个月，在5家不同的公司偷拍工作人员的日常行为习惯、工作姿势，想以此探讨职业化对人们的现实影响。

Florian van Roekel并没有将视线投向整体的“人物”，而是通过聚焦不同职员身上西服与衬衫的状态，试图还原出他们日常的生活轨迹。同样是西装与衬衣，但从每个职员衣间的褶皱分布与数量，局部的平整或隆起，其实不难推断出他们是长期久坐驼背伏案，卷袖打字的文员，需要东奔西跑的司机，需要经常曲肘接电话的销售，抑或是西装一直笔挺如新的高层。

这些表面上没有规定的“西装衬衣”式搭配，却不知不觉成为了企业当中的制服。尽管它却并不能与每个人所需要的服饰功能、工作状态、社会形态构成一致。但这可能就是福柯口中“现代性带来的新的去个性化”的规训机制：通过制服对身体的约束，施加在制服上的权力被穿着者接受并内化了。

制服与反叛

荷兰著名肖像摄影师Rineke Dijkstra的作品“Oliver”，同样出现在这次展览中。

Dijkstra用三年时间，跟踪拍摄了一名年轻士兵，记录他从入伍到受军队训练后的转变，这件作品更是直观的展现了制服、规则与人的身份会怎样相互作用：从Oliver第一张照片中与生俱来的青涩瘦弱，到中期适应阶段穿着制服时的迷茫神情，再到最后一张照片里，他俨然适应了制服的存在，并且神情严肃坚定，与任何一个身着制服的军人无异。

可见，服装与被强加的身份是相互融合，相互强化的。换句话说，如果个体想要塑造属于自己的身份，最简单的起始步骤就是反抗“制服”，寻找自己的穿衣之道。

在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的纪录片《都市时装速记》里，接受访谈的山本耀司说：“年轻的时候，我总想着我不要和大人们穿成一个样，我要打破平衡，总是故意穿得比较邋遢。学生时代开始我就这样固执的反抗着，开始工作的时候这种想法已经像尝试一样深植心底了。”

其实学生时代的每个人，不论是改短校服裙，在校服上涂鸦，还是只穿上半身校服，都或多或少有过那么点反抗，但是成年之后，反而很少人再有这样的勇气，蔑视自己工作环境制服与所谓的“dress code”。

与此相对的，艺术家Walead Beshty却偏偏醉心于捕捉那些叛逆成年人的着装。他的个展“Industrial portraits”，也被收录在UNIFORM展览当中。

“Industrial portraits”由364张艺术界业内人士的肖像组成，展示了他们不遵循任何社会化规则的穿衣风格，他们用多样化、古怪的着装来表达真实的自己，Beshty想用作品表达一种anti-uniform的观点，但说到底，艺术行业的“uniform”就是“着装越个性越好”，如果真要做到anti-uniform，对艺术家而言，穿一套最无聊的保险推销式化纤西服才是真正的“个性十足”。

正如策展人Urs Stahel提到的，“在意大利语中，制服的对应词有两个，分别是‘uniforme’和‘divisa’，前者强调制服统一的含义，而后者却强调分隔的概念，而制服本身正体现着，‘统一’与‘分隔’其实是两个相互联结的行为。”一方面，在统一的制服下，个体的个性、特点、阶级与背景皆被隐藏；而另一方面，制服用统一的概念突出集体的一种身份，使其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不管是作为群体的标志、阶级的延伸、还是时尚的门槛，我们谈论制服，但我们谈论的，其实远远不止是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