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源远流长，人们为了获取相应的生产资料进行物与物交换的一种行为。随后地摊开始演化成行商坐贾的模式，就是有的人到处跑做生意的就叫商，坐在店里卖货的叫贾。类似于购物中心做招商的，到处拉业务就叫商。在售楼部做销售，等客上门的属于贾。

所以两者在开发商眼里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售楼部做销售的经常团购奔驰、宝马，做招商的都是一群面黄肌瘦、或者压力胖的家伙。

到了19世纪，发生了个重大现象，部分地区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进入到工业社会。原来商贾(主要是贾)、手工业者对于市场的控制逐步被削弱，受到了进城务工农民的冲击。

农民逐步摆脱对于土地的依赖和约束，开始在城市求生存求发展，转化为工人、行商等多种身份，从而对原有城市空间格局、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带来新的冲击，制造出更加魔幻的生活场景。

这种魔幻场景进入到后工业时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民工等不同群体积极加入地摊经济，进入到玄幻状态。

传统工业开始衰退，退出城市，大量的旧厂房成为城市的硬伤。一些文化民工生活拮据、又缺乏居住场所，发现这些废弃厂房如获至宝，纷纷搬进可居住可摆摊的旧厂房生活。

这种文化与工业景观融合的场景，散发出惊人的烟火气息，甚至引发上层阶级的关注，后来被很多地方称之为文创产业。

既然能够引发上层阶级关注，接下来的命运肯定是大量高逼格商业开始进入，传统文化民工因为交不起房租，再度被驱逐。

为了满足文化民工的摆摊需求，不少地方又演化出创意集市。也就是租是不可能的，临时摆摊做做人气倒是可以。

摆摊主要涉及两块，一个城市公共资源、一是房东资源。

城市空间设计时，主动强排摆摊业态，使得摆摊与城市空间格格不入。很多人在反对摆摊，反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过度占用城市空间，觉得自己权利被稀释。这也是一场底层与精英的博弈。精英势力过分扩张，极大占据底层的生活空间后，容易爆发反弹，或者叫出现民粹主义。

管理机构在做决策时，底层呼声太弱，往往偏向精英层面。现有的管理机构以及城市精英层面又不具备足够的知识以、能力及权力驾驭城市空间，使得矛盾经常爆发。比如管理机构在做平衡时，会给摊位指定位置、指定摊位大小等往往不具备实际操作性的规定。

做过购物中心的都知道，不同业态对于场地、大小、规格等等要求不同，大部分购物中心想运作好，都要提前根据商户业态属性进行规划，不可能出现统一规格的铺位。

不然后期招商难、运营难等问题会不断爆发。

管理机构认可城市应该多元化，适当回归平民场景，构建平民与精英共存状态。却不具备驾驭能力的时候，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做出所谓善意举动，经常不被认可。

这个时候又没有请第三方机构介入，很多地方都是单靠自己传统经历来应对现在快速升级变化的环境。好心办坏事的局面就经常出现。

地摊学不是简单的城管巡场。它是城市空间规划、美学、商业运管、供应链构建等多重门类于一体的学科。由于各方都无法单独运作地摊经济，所以成功的地摊经济往往是“共治”模式。由意识流主导出现不同的烟火气，不同的意识流产生出不同的地摊文化，并被人们所喜闻乐见。

地摊经济的意识流模式与新零售的技术流模式极大不同。新零售会把不同阶段进行分解，通过技术来完善。马云很明确指出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新技术、新能源等演进模式。新零售进行所谓店仓改造、中台等等花费大量成本进行优化。

地摊经济考虑的是低成本运作下，实现市场高度匹配。如果说跨国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美金研究尖端技术去解决空盒率，那么农民工能想到的是用工业风扇把空盒子吹掉的最优解决方案。

不论新零售，还是地摊经济，它们都会在购物中心产生交集。新零售超市、文创集市、外租集装箱等多种模式共存。在地摊经济成为新概念时，购物中心购买集装箱、推车等摆摊硬件兴起，整合集市活动、外场活动等软件也快速跟进。

由于购物中心属于房东私人领地，在做地摊模式时，受到的争议更小。为了吸引流量进场，愿意付出的代价意愿更强，特别是弱势购物中心。

地摊概念与新零售概念是一场意识流与技术流的较量，一场平民生活场景与精英生活场景的再平衡。

地摊概念热后，会引发各路资本、人才对地摊学进行重新诠释，推动地摊经济进一步快速进化，从而实现城市生存空间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