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爸妈我一切都好。”对待父母，我们说过的善意谎言可能远超过真实表达。

　　有一件事情，胡尹萍瞒了母亲4年。为了圆谎，她甚至拉黑了亲朋好友，一位好友还为此放弃了优渥的工作。

　　“小芳”是这个谎言的代号。

　　时光倒回到四年前，从北京回四川老家，胡尹萍发现母亲在编织毛线帽。镇上的收购商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购这些帽子，一千元就可以收割母亲一整年的时间。

　　于是，胡尹萍虚构了“小芳”这个人物，以“小芳”的名义高价收购母亲织的帽子，实际上则是自己花钱购买。

　　“小芳”出现之后，改变也就发生了。胡妈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劳碌、节约、一心扑在家庭上。

　　如今，研究针法的胡妈会把难得回家的胡尹萍打发到饭店解决三餐，给“小芳”寄快递时，寄件人改写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胡爸。

　　一向胆小的她，甚至还帮十里八乡的阿姨来“小芳”这里争取工作机会。

　　为了让母亲和阿姨们的一针一线真正转化成市场价值，后来胡尹萍创立了“胡小芳”品牌，开设起了淘宝店。只是品牌之路比她想象中更复杂，市场打开速度远跟不上妈妈们的生产力。

　　在很多年轻人眼里，母亲那一代人老了，成了“大妈”，她们的“努力进取”成了不可理喻的事。与之紧密相连的是陈旧、保守，是人们口中的谈资，是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大妈出国必带丝巾”“大妈跳广场舞扰邻”。

　　胡尹萍不接受这种刻板印象： “阿姨们身上让我看到了无限的创造力，她们是被时代小看的人。”

　　以下，是胡尹萍讲述的“小芳”与母亲的故事。

　　2015年9月，打钱解决不了的事

　　2015年9月，我去成都办展，刚好离家不远，就抽空回了趟家。刚到家门口，看到了两个很扎眼的大麻袋，里面全都是灰扑扑的老人帽，大约有几百顶。

　　我跟我妈了解了下情况，镇上有人来收购帽子，一顶可以卖六块四，但毛线得自己出，织一顶差不多能赚不到三块钱。

　　我算了笔账，我妈一天玩命打，一年也就赚一千多块，那些商贩用这么廉价的费用就把我妈一年的时间给收割了。

　　为了省成本，我妈会买劣质的毛线，长时间织磨得她手很疼。这是她后来才告诉我的。

　　“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在我制止她打帽子之后，她用这个理由拒绝了我。

　　在我们那边，孩子几乎都在外面发展，一年也见不了几面。

　　父母上了年纪之后，打牌是她们主要打发时间的方式，他们的生活其实很枯燥。回到北京之后，我有意识地会给我妈多打点钱，但是她转身就存到银行，一毛都不花。

　　我父母那一代人是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代的，像我母亲，洗过手的水都会拿个桶接起来，倒不是真缺那点钱，但就是舍不得，她觉得打牌还可能输钱，不如织帽子赚点钱。我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我琢磨了一下，母亲既然不愿意改变，那我能不能换种方式把钱交给她，就让她继续织帽子，我用更高的价钱来收购这些帽子，至少对得起她的付出。

　　2016年1月，“小芳”来了

　　“我们一家人，干嘛自己赚自己的钱。”如果知道是我要收购帽子，我妈肯定会这么说，我只能找个人代替我。

　　于是，我找到了我大学同学出面，又取了一个很大众化的名字，叫“小芳”。

　　我把经营外贸生意的“小芳”介绍给了母亲，她假模假样地考察了一番母亲编织的帽子，表示对母亲针法很满意。

　　根据编织的难易程度，“小芳”把帽子的收购价提高了数倍甚至更高，不但出毛线，还跟母亲说织得好会有奖励，这下可把母亲高兴坏了。

　　我开始从网上买毛线通过“小芳”寄给她，为了保护她的手，我买的都是纯羊毛的进口毛线，母亲说自己这辈子没织过这么好的毛线。

　　她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小芳”给的毛线好，收购价格又高，她就想着能不能织一些更复杂的针法。

　　那段时间，她非常频繁地联系我，因为对自己新编织的帽子不自信，就老想找我参考意见。

　　小时候，我们一家老小的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打出来的，这门手艺她们那一代女性几乎人人都会。

　　攀比妈妈的针织手艺，是我们小时候常干的幼稚事情。

　　“好看，特别有时尚。”我和“小芳”都会给母亲这样的肯定，慢慢地，我发现母亲织的帽子越来越多样化了。

　　有一次，母亲来北京看我，风雪很大，每次出门前我都要带帽子、系围巾，这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她自创了“风雪帽”。

　　一到春天，村里漫山遍野的野花盛开，帽子上便也有了形状各异的花朵装饰。

　　一个瓜的成熟，一棵菜的成长，一朵云的飘过，都被母亲记录在帽子上。

　　这些帽子既像母亲的一本日记，更像往母亲体内注入了新鲜血液，她开始敢于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了。

　　2016年中，绿帽子的矛盾

　　母亲第一次跟“小芳”提出抗议，是因为别人笑话她织绿帽子。

　　在我们的观念里，戴绿帽子是要被耻笑的。

　　母亲有时候挎着篮子在外面织帽子，村里路过的人就会问她：“天天织绿帽子，要给谁戴呀?”她很生气，但也有些自卑，就问“小芳”能不能给她换些颜色。

　　因为黑灰色的线很费眼睛，我母亲年纪大了，视线不好，买线的时候，我就挑了很多绿色的线，没想到引来这层矛盾。

　　“小芳”就安慰她，这些帽子是出口到国外的，外国人就喜欢戴这个颜色。

　　后来，我也给她配了一些别的颜色的线。

　　为“小芳”工作之后，母亲有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爱发微信“骚扰”我了。

　　她的普通话不标准，跟“小芳”沟通起来有障碍，开始都通过我这个中间人来传话，但我想让她不要老觉得自己走不出去，就引导她开个微信。

　　在别的阿姨帮助下，她申请了账号，学会了打字、拍照，现在经常会找我语言、视频聊天。

　　有了收入之后，感觉她腰板也挺直了。“小芳”开始收到的快递上，寄件人写的都是父亲，男人是家里的支柱，这个思想在她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后来她却主动提出：“来，写我的名字。”

　　母亲织的帽子被高价收购，被村里越来越多阿姨知道，她们都想加入进来。母亲就来找“小芳”，帮她们争取工作机会。

　　我幼年的记忆里，母亲在剿丝厂工作，家里没人照顾我，母亲就抱着幼年的我去工厂，我是被这些阿姨们轮流抱大的。

　　集体的生活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面对这些阿姨，我实在没办法拒绝，所以“小芳”的编织团队就越来越大。

　　白天的时候，她们就聚到一起织帽子，到了晚上，再一起跳跳广场舞，这些帽子是伴随着妈妈们的家长里短，欢声笑语之下生产出来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机器产物。

　　有意思的是，“小芳”编织队伍壮大之后，把我们村上的麻将馆给干倒闭了，老板还找“小芳”理论过，结果被阿姨们拦了回去。

　　对这些老顾客招揽无果后，老板索性自己也买了两斤毛线，跟大家一起织起了帽子。

　　2017年3月，改剧本

　　生活是很多琐碎拼织到一起，所以维持谎言是一个很大的体系。

　　原来，我只需要应付我母亲，后来我的小学、中学甚至高中同学的妈妈都参与其中，这就变得很复杂。

　　我微信屏蔽了几百个人，任何同学聚会都不参与，也启用了另外一个微信号。我需要让自己从同学中“蒸发”。

　　跟母亲讨论“小芳”是最让我抓狂的地方，为了保持前后一致，与她谈话我都需要拿录音笔记录下来，以免出现前后矛盾。

　　后来，我会尽量引导话题，跟她聊生活，让她保持事业的独立性。

　　不过，还是发生过很惊心动魄的事情。

　　2017年4月22日，是“胡小芳”首次作为品牌，通过一条商城众筹，正式面对消费者发售的日子。

　　在这之前，按照一条的惯例，视频团队需要到实地去拍摄“小芳帽子编织团队”。

　　拍摄前，一条特地飞到北京来跟我彩排，我把准备好了假名片和身份工牌给到他们，要求他们一定要按照我写的剧本走。

　　按照我们之前跟阿姨们说的，“小芳”的公司总部设在法国，在国内各地设置了很多编织点，这次是总部拍摄宣传片。

　　没想到，他们到当地没多久，我就收到了母亲和阿姨们罢工的消息。原来，那位总部派来的“工作人员”出了问题。

　　这个工作人员的人设是外国人，由一个日本女生扮演，但对于妈妈们而言，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极度不安全的，别说继续织帽子，排斥的情绪让拍摄都难以继续。

　　我只能连夜改剧本，给这位日本女生安排了凄惨的身世，用一段中国父亲和日本母亲相爱却无法相守，女孩子从小只能跟着单亲母亲在日本生活，现在长大来到中国工作的故事打动母亲她们，最终拍摄才顺利地完成了。

　　一条的工作人员当时发了他们满桌饭菜的照片给我，说：“我们非常惭愧，你母亲满腔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这群骗子。”

　　我有时候也会反思，用织帽子这件事给母亲建立起安乐地，到底是温馨还是残忍。

　　这几年，身边很多亲戚接二连三去世了，我又没勇气说出真相了。

　　就像小时候，父母会给我们营造一个很安全的空间，我也想竭尽全力地去保护母亲的这份快乐，因为你甚至不知道她还能快乐多久。

　　2017年3月，淘宝店

　　2017年1月，我用母亲织的部分帽子，做了一个名为“小芳”的展览。

　　展览中有很多人想购买这些帽子，我都没舍得卖。

　　这给了我启发，让这些帽子真正面向市场，阿姨们的一针一线才会更有价值。

　　计划把“胡小芳”做成品牌的时候，我就开了淘宝店，每一顶帽子我们都会给它配上唯一的身份证，标明它是哪位阿姨在什么时候编织的。

　　由于毛线价格比较贵，又是纯手工编织，我们投入的成本比较高，定价就相对高一些，市场打开效果并不好。

　　越来越多阿姨的加入，我的经济压力也与日俱增。

　　在我经济压力很大的时候，“小芳”也会投钱进来，她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小芳了，跟几十位阿姨对接真的是很庞大的一个工作，她不但乐在其中，之前还为这件事情离了职。

　　她跟我说：“工作的这十多年，都是为了生活，这件事让她看到了意义，人这一辈子，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不算浪费。”

　　不过，连续的亏损之下，我们还是不得不对阿姨们的生产进行约束。去年开始，我们会根据订单或者计划去购置毛线，然后发放给阿姨。

　　有时候，有些阿姨来晚了，毛线就领完了，就会再三跟“小芳”确认：“真的没有了么?下次什么时候来?”

　　“小芳”说她特别受不了看到阿姨们失望的眼神，问我能不能想办法接更多的单子。

　　这是我现在遇到最大的难题，一方面我想尽可能降低曝光度，让妈妈和阿姨们可以自由创作;另一方面，“胡小芳”需要更多地被宣传，才能被市场认知。

　　2018年，比基尼展览

　　为了增加订单，我把“小芳”进化成了自己的艺术项目。

　　之前，我们为美国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现场编织了一批粉色帽子，最近又刚完成了一笔送往爱尔兰圣帕特里克节，用于当地人游行的绿帽子订单。

　　现在，对于这些漂洋过海的订单，阿姨们已经不再大惊小怪，尽管她们不认识特朗普，也不知道爱尔兰在哪里，但她们很开心，觉得自己很厉害，作品都出国了，还能和总统挂上钩。

　　2017年，我虚构了法国的比基尼节，让阿姨们设计毛线比基尼参加比赛。要在大庭广众下织胸罩，这在思想传统的村子里，是很难接受的，上了年纪的阿姨觉得十分尴尬。

　　于是，我们就从一些稍微年轻点的阿姨那边做思想工作，在一个两个阿姨的带动下，很快大家就在“织胸罩”上面比较起来。

　　你能想象一件高速公路比基尼么?这是经过专业教育的设计师都不会想到的创意，而阿姨们隔三差五就会给我这些惊喜。

　　经过阿姨们一年多的创作，我收到了一百多件比基尼作品。

　　2018年底，我挑选了其中85件，拍摄并PS到模特照片上，进行了一场虚拟的T台秀。

　　目前，我也在跟法国那边洽谈，计划把这些比基尼真正送往法国参展。

　　母亲和阿姨们像是一群被时代抛弃的人，她们很多人年轻时来大城市打工，但没有安家的能力，老了只能回到家乡，天天盼着孩子回家，她们的生命里是没有自我这个词的，但织帽子，让她们开始找回自我。

　　所以，哪怕最后我真的没有办法把“胡小芳”成功地品牌化，我也会继续这个艺术项目，只要我还亏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