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莆田卖真鞋,人人骂我神经病,结果刘慈欣做了代言
福建人爱喝功夫茶,郭景也不例外,无论会客还是日常,都离不开茶。
一杯功夫茶泡好,郭景突然脱下鞋,拔出鞋垫,把茶全部倒在鞋垫上,他不停用手擦拭,“你看,水是可以渗透下去的。”接着把鞋翻了个面,又浇上了一杯茶,“你看,水就渗不出来。”
这种技术很让郭景自豪,他说“连耐克也难做出来”。
郭景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在满是运动鞋的莆田,随便一个工业园区都挂着国际品牌代加工的招牌,但同为鞋都,相邻的晋江诞生了安踏、特步、361°等国民品牌,而莆田几乎很难找出一个叫得响亮的本土品牌,笼罩它的是假货阴云。
莆田人也不是没有努力过,郭景便是其中之一。“我们不缺技术,但品牌意识不强,当地的人才少,小品牌没人投资,拿不出钱来做推广。”11年,郭景从耐克代工厂的一名流水线工人做到资深工程师,现在他成了一名创业者,一家莆田运动鞋品牌ONEMIX的老板。
在《流浪地球》的发布会上,编剧刘慈欣穿上了剧中同款ONEMIX “太空流浪鞋”在影迷前亮相。因为刘慈欣,因为吴京,因为《流浪地球》,ONEMIX收获了创业以来最好的一波“代言”。
郭景想做一个能对标耐克的品牌,“说出来怕被笑话,但我觉得产品不输耐克,但要做品牌文化,我觉得不可怕,主要是坚持。”郭景相信那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耐克之城
上午11点,莆田市高铁站里,人潮涌动。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身着朴素的棉衣,脚上一双红黑拼色的耐克AJ鞋显得特别耀眼。
在这里,无论男女老幼大多人脚上都蹬着一双耐克,他们随口就能报出一串耐克鞋的型号:Flight、Force、Air Max、Shox等等。
让这些人变潮的原因在于耐克的到来。
上世纪80年代,莆田与台湾隔海相望,因此吸引了大批台商来莆田创办制鞋厂。这些鞋厂最早为世界大品牌代工,包括耐克、阿迪达斯、斯凯奇、彪马、匡威等,鞋业逐渐成为莆田的支柱产业,甚至接近当地GDP的一半。
莆田的郊区,耐克全球最大的代工厂里,3万名工人在里面日以继夜的生产着一双双潮鞋。
不少莆田孩子初中毕业就去鞋厂做学徒。1997年,郭景带着两年制鞋经验,应征进入了耐克工厂。进入耐克,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里面普通工人的工资有700-800块,比当时的公务员都要高。” 郭景说。
而耐克在中国设立的考核机制更让年轻人心动。每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流水线工人都可以拥有晋升机会,晋升,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加。
在耐克的这些年,郭景完成了职业多级跳,从车间学徒到组长,再从组长升至资深工程师。2001年,郭景每月的工资达到7000元,“几乎是当时莆田所有鞋厂能开出的最高工资。”
但在成为资深工程师之前,他经过了一场考验。
当时美国的设计团队带着设计稿来到莆田,要做一款气垫鞋,但当时研制这款鞋子的工人无论怎么做,气柱都有气泡,领导就把设计稿拿给郭景等三人去解决。三个人,半个月,每天工作12个小时,通过模具、物料的多次测试,成功解决了问题。
就这样,郭景顺利晋升B级工程师。“耐克就像一个舞台,它创立了机制,而实际推动的是工人,通过大家不断的研究、试验、学习,与美国团队融合,造就了耐克的产品。” 据悉,耐克有一份每日验货手册,里面细化到,所有的鞋头纸、纸衬须全部拿出,翻开软底检查后跟、胴垫内的合缝是否有车到,以及对面料的舒适性、透气性的检测。
无论是在制造工艺的细节把控上,还是在原材料的选择上,国际工厂的加入也对当地的产业链做了更为精细化的调整。30多年来,大牌工厂也为当地培育出一大批技术精湛的工匠。在耐克工厂的这段经历,对于郭景之后自创品牌也有很大帮助。
相关资料显示,莆田每年要生产近十亿双运动鞋,年产值高达600多亿,为大牌代工的产业工人就有30万,占了这座小城人口的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缺技术。” 郭景举了个例子,华峰工贸是莆田当地一家做球鞋面料起家的企业,通过与耐克的不断磨合和改良,企业目前成为国内唯一获世界三大著名运动品牌Nike、Adidas和NB认证的布料供应商,耐克、阿迪80%的材料都从莆田的这家工厂进货。
假货风云
人们的观念随着业态的变化发生了转变,年轻人们开始觉得去大牌工厂打工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因为做高仿鞋能赚得更多。
2007年郭景离开耐克,原本想开一家OEM的贴牌工厂,但资金不足,项目也没做起来。他去广州的档口卖鞋子,找机会。
彼时,有不少从代工厂走出来的工人,悄悄拍下鞋子的设计图,在当地找材料找工厂一比一炮制,再以低于市场五六分之一的价格出售,竟然演变成了一门巨大的产业。
网上还流传过一个视频,拿着莆田NB与正品NB进行正规质量检测,经过了耐磨度等多项测试后,真鞋和假鞋质量竟然区别不大。假鞋就这样偷偷有了市场。2008年左右,莆田的高仿生意达到了高峰,不少人因为卖仿鞋一夜暴富。
莆田市的安福电商城就曾是一大假货集散地。
晚上9点,记者乘坐出租车来到如今的安福电商城附近,周边的路段被从四面八方拿货的商家车辆、物流摊点占据,灯火通明得就像是一个不夜城。这是一门见不得光的生意,白天不开门,9点以后迎客,因而被当地人称为“鬼市”。
来来往往的买家在安福游走,进门,试鞋,问价,加微信,付款,整个流程一气呵成,但高仿鞋的交易在明档很难见到踪影。档口商户展示架上摆放的大多是自有品牌的产品,记者随意走进一家球鞋店,与店主私聊互相加上微信后,在他的朋友圈里可以看到大量的产品图,直接下单就能完成交易。
支撑起“鬼市”运作的,都来自莆田周边的家庭作坊、工厂车间,以代工国际大牌为核心,大批商家白天生产,夜晚进入安福电商城。很多商家在当晚接到订单,在夜间统一拿货,直接在电商城的快递点发货,相比第二天发货,寄送时间又减少了一天。
“有不少老外来进货,拉他去安福,他三个月就来一趟,每次都来买仿鞋拿回去卖。”一位在莆田生活了10年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这样的模式郭景也试过,当时身在广州的郭景也试着从老外那里接单,然后再将订单传回莆田工厂,从中赚取一定的差价。直到一次一笔百万元的高仿鞋订单,在发往广州的途中,被警方发现并没收了,郭景开始思考转行的问题。
“很多人在做仿鞋,但是他们真的不快乐。 大家白天闭门不出,凌晨开始偷偷摸摸做生意,成天担惊受怕。”
转型之困
政府和淘宝对高仿鞋的打击力度加大,打压着靠复刻正品鞋打擦边球的生意。根据阿里巴巴不完全统计,仅在2014年淘宝查封莆田卖家账号就超12万个,许多来自莆田的店铺被淘宝永远“封店”。
因为仿鞋,莆田也被扣上了“假货”的帽子,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莆田鞋心有余悸。
原莆田副市长蒋志雄曾公开表示,莆田有近20万人从事与鞋业相关工作,光靠严打,似乎不能解决问题,转型迫在眉睫。一味地打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开始进行正面的引导,鼓励大家创立自主品牌。
2010年,郭景注册了品牌。“10个人里有9个人说我神经病,”做运动鞋品牌门槛高,需投入的人力物力大,而郭景的资金实力很难支撑起一个新生品牌。
至暗时刻,一场活动救了郭景。2015年,阿里巴巴以莆田为起点,启动中国质造战略项目,与当地政府联合,尝试让一部分高质量的鞋类自主品牌先发展起来,带动更多售假商家展开转型,成为自创品牌的分销商。“第一批选了5家企业试水,ONEMIX就是其中之一。”莆田市电商协会秘书长林振华表示。
为了抓住机会,郭景放弃了所有的代加工订单,全心投入到生产ONEMIX的线上销售中,与他同时期抓住机会的还有双驰、沃特、思威琪、洛驰等品牌。
“对于我们这种小品牌来说,这样的投入就像赌博,要不成功要不倾家荡产。”结果是可喜的。在中国质造的莆田好鞋专场里,3天活动卖出17万双,平均1.5秒卖一双,活动期间卖掉了17个品牌4年的线上销售总量,在那场活动中ONEMIX卖出了3万双鞋子。
自此,莆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但走访市场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产品都留有大牌痕迹,“习惯模仿使得本土制造业缺乏创新能力,”一位商家表示,莆田鞋要拓展市场,就必须完成从“制造”到“智造”的艰难一步,但大多品牌还停留在传统的电商营销上。
实际上,制约莆田鞋业发展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人才缺口,莆田本地的高职院校较少,造成了人才流失的现状,“我们给运营的工资开4500元,还是招不到人。”一位卖家表示。
第二,地域限制,莆田地处福州与厦门的中间,高铁半小时就能直达厦门,不少人都前往厦门创立品牌,“厦门有一些跨境等政策的优势,这些都是莆田所没有的。”
第三,很大部分制假人的思维还没转变过来,他们依旧通过灰色的途径知法犯法。
“虽然很艰难,但是我们莆田有最好的制鞋基因,我相信好产品一定能被发现。”身兼莆田市电商协会会长的郭景正酝酿着一个抱团取暖的计划,想通过与阿里巴巴的合作,建立莆田馆,聚集所有的莆田鞋类商家,共同打响莆田鞋的知名度。
目前,莆田已涌现出ONEMIX、莫蕾蔻蕾、吉普森、走索、沃特、古奇天伦、石迹等等上百个本土自主品牌。其中,莫蕾蔻蕾等6家企业成功获得福建省著名商标。
寻找机会
卖仿鞋的时候想尽可能低调,做自主品牌却想最大程度高调。
“特步、361°、李宁能够拿出1-2千万买央视广告,而这些投入对我们来说就是赌命。”缺少资本投入,一个中小型品牌如何自救?郭景很无奈,“我也在思考品牌的发展,是请明星代言还是怎么样,一直很纠结。”
ONEMIX现在的复购率达到40%,他们开始抛弃传统的流量运营手段,往品牌内容方向迈进。“我们应该学习品牌理念,发现用户的痛点,学习做品牌文化、做内容。”
去年,阿里鱼的商务专家语录带着《流浪地球》的IP找到了郭景,《流浪地球》与ONEMIX在理念上的契合度,让郭景毫不犹豫的签下了合作。
“总听身边的人说美国科幻大片,我不相信我们拍不出高水准的科幻电影,就像我不相信我们造不出高端运动鞋品牌一样。”一双“流浪太空鞋”在电影上映之前就进行了预售,销量不算火爆,但也远超之前。
实际上,早在2017年这款鞋的雏形就已产生,后进行了多轮改造,打造出了一款一鞋三穿的运动鞋。刚出产的时候很笨重,像铁鞋一样,团队前后耗费了3年时间,报废了5套磨具,不断打磨,才有了现在轻巧的款式。
目前,ONEMIX的日均能售出1000多双鞋,相比目标“追上耐克”,暂时还是不可能的任务。出海成了应对竞争压力的另一个策略。据郭景介绍,目前ONEMIX在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注册了公司,“卖了2年了,客单价可以卖到60-70美金,比国内销售好。”
相比国内,国外的竞争压力较小,除了价格较高的国际品牌,剩下大多是价格较低的品牌,ONEMIX的加入正好打了中间价位的市场空白。目前,ONEMIX通过速卖通等各个渠道出海,然后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产品的修改升级。
郭景举例,美国一个客户拿到鞋,在鞋垫下面有缝线会硌脚,后来就要求一样整齐,剪到底。“有要求就要改良。”郭景说,以前的标准比较老套,用户的需求不断提升,相对于品牌自身也要不断升级。
索罗芬一样也是一个从墙内摘花墙外香的莆田品牌。工厂之前一直在接外贸OEM订单专做雨靴, 2016年创立的,从跨境电商起步,主推3D打印鞋底、自动绑鞋带、碳纤维加热鞋垫等新技术,平均客单价维持在50-60美金。通过ins、facebook等社交媒体,索罗芬累计了2-3万的海外活跃用户。
今年,创始人黄逢春想试试竞争更为激烈的中国市场,看看他们的创意产品是否有销路。目前,黄逢春最头疼的是质量把控,要做到跟耐克、阿迪等工厂的质检一样,“几百道流程都要卡住。”
在诸多困难面前,不少商家还是选择坚持。他们也从未想过再回到昔日的仿鞋江湖里。莆田人何敏早期开过童装专卖店,也在淘宝上进货卖过仿鞋。2013年创立品牌CCE,一开始就切入豆豆鞋领域。品类过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品牌的发展,意识到后,他们增加了休闲鞋、跑步鞋、板鞋等多个品类。
何敏说,一直坚持的最大原因是对品牌的感情,“你看到数字不断上涨,对品牌就会更放不下,就跟谈恋爱一样,感情深了。”黄逢春认为,品牌慢慢做,一定能做起来;郭景保有一贯的信心,只不过他要更努力地去把握成本和资本的天平。
追求高质量意味着高成本,也就意味着品牌可能被钱所困。他坐在凳子上,顿了顿,说:“我希望本土品牌可以走出去,让国内国外都不要被国际品牌笼罩,要打造这种氛围品质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