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上新基建风口必须迈过四道门槛
原标题:追上新基建风口必须迈过四道门槛
随着云南省两会的结束,全国省级“两会时间”圆满画上了句号。通过梳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可发现,“新基建”“动能转换”等词成为地方两会的高频词。而在全国两会上,“新基建”同样成为代表委员的关注热点。
新基建之所以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首先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何推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向世界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升级,成为必须跨越的“时代险峰”。尤其是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无人驾驶、5G等系列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将技术与应用、商用场景加速深度融合,从而创造出巨大的市场供应侧变革势能,进而带来规模在万亿量级的市场需求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多主导权的关键所在。
而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社会格局带来的冲击不可估量。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变数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正倒逼中国经济必须持续加大内生增长空间,在产业结构上加速迭代优化。新基建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国家战略的重心将向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在内的新基建倾斜,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推动相关产业实现资本、“知本”等要素的聚合,进而成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新驱动力。
去年我国率先落地5G全国商用化,可谓是新基建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外,阿里、腾讯等中国企业在云计算所取得的成果,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近几年来的高速发展,无人驾驶领域众多企业已经开始全面路测、众多地区加快发放相关牌照等一系列动作,也证明新基建的产业框架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如果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维度来衡量,中国新基建体系建设确实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当然,如果把新基建比喻成风口,那么追上新基建风口必须迈过四道门槛,分别是政策门槛、战略门槛、资金门槛和人才门槛。
新基建要带动市场投资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参与热情,必须打破各种政策和管理方面存在的“玻璃墙”。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刘伟所指出的,“新基建”投资回报慢、过程长,地方政府长期存在欠款问题,民营企业拖不起,这将严重影响民企民资参与投资的热情。需要建立地方政府拖欠账款问责机制,为民营企业掘金“新基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同时,虽然目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通过举措降低当地新基建的进入门槛,但这还属于各自为政。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基建开放清单,并且确保各地执行过程中不走样,考验着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和执行力。
而战略门槛同样是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的考题。新基建所指向的七大产业领域都带有相当明显的“无人区”性质,也即试错成本较高,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在制定相关战略时,必须将符合自身承受能力和市场接受度作为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过于激进的投入乃至扩张战略未必合适。
相对于企业的市场自发试错而言,我更担心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新基建上贪大求全,或者将其异化为某种政绩指标。如果采取类似错误的战略指导模式,必将对国家新基建体系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在资金门槛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要承受压力和挑战。对于企业而言,新基建属于高投入、慢回报领域,阿里巴巴关于云计算十年“蹉跎”、马云豪言“先砸一百个亿”的故事广为流传,一方面证明了阿里当初在云计算方面的远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云计算本身的研发及应用复杂多变性。而在未来的新基建中,类似重大挑战会层出不穷,这会对企业资金运用能力形成考验,也需要更多样化的融资“供血”。而政府财政主导的新基建项目,如何建立更为科学的投入产出量化考核机制,也将是一道难题 。
人才门槛同样是中国新基建要跨过的一道坎。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清华大学此前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杰出人才比例显著偏低。美国在人工智能杰出人才数量上遥遥领先,累计高达5158人。虽然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总数位居全球第二,但杰出人才数量为977人,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仅排名全球第六。
除了领航级人才的缺乏,在基础人才培养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牵头制定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岗位能力标准》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将迎来百万级缺口。
就此而言,中国新基建体系建设的风口已经“起势”,但仍然需要通过加大市场开放、制定既有前瞻性又不过度的战略部署、建立与新基建所需的多样化融资通道、加快本土新基建所需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从而加速成型新基建的软硬件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