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突袭脱口秀：喜剧人的“土豆”革命

　　“土豆很好吃，我想让别人吃，就不停的做土豆节目，让大家都说土豆挺好，然后全世界开始买土豆，发现土豆大部分是我种的。”。。。

　　疫情突袭，线下演出停摆，新兴的笑果及脱口秀艺人们，面临着选择。

　　梁海源算是知名脱口秀演员，上过《吐槽大会》，开过自己的线上专场，微博拥有粉丝28万，也是笑果首席编剧。疫情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线下停摆影响是非常大，比如我们平常有一个日常的训练，开放麦。现在没有办法来做这个事情。创作也没有办法很快得到反馈。创作热情有降低，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打算创作、直播。”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梁海源并不否认，疫情对收入有影响，但相对可控。“公司有一部分报酬是定薪，目前还是照常发放，所以暂时生活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减少一下支出，能够生活。”

　　相对资深知名演员梁海源，一般知名艺人王勉与CY就没那么幸运了，遭受着艺术与收入的双重打击。“我们以前几乎天天都要去线下演出，可以慢慢打磨自己的东西。现在基本每天都跑来王勉家里打卡上班，主要打游戏，一天就没了，然后晚上就回家。这种状态一个多月了。”CY表示。

　　收入影响更是明显。“我们本来就是有工资的，正常线下演出，除了开放麦，正常商演也有商演劳务。我们现在就只能拿基础工资。平时商演与基本工资持平，如果再进项目的话，可能项目加演出，要比工资还要多，工资只占了1/3，如果还有商务的话，基础工资占比就更少。”王勉透露。

　　经济压力下，许多脱口秀演员选择直播，但他们并不适应。

　　“没有反馈，所以我们线上讲不了脱口秀，或者你硬讲，也能讲，但是就会非常尴尬。”CY道。王勉与CY是一对脱口秀音乐组合，王勉来自东北，94年的，CY来自广东，91年的，他俩时而各自讲脱口秀，时而合作，在第二季《脱口秀大会》中，王勉与CY拿下单期爆梗王。两人还登上了昆明草莓音乐节舞台，曾举办音乐脱口秀专场《双人套餐》，两场演出，票瞬时售罄。他们坦承，新人更惨。

　　一定程度上，Norah就是王勉与CY口中的新人，但从其他经验上，又完全相反。Norah本科毕业于复旦，在美国杜克大学念了研究生，Norah做过市场研究、战略咨询等工作，目前在一家国企做销售总监。由于兼职脱口秀，她当下这一块基本没有收入，也正是因为兼职，所受经济冲击反而最小。“基本没有收入，直播几百块钱顶多，跟平常交通出行费都抵不上。”

　　Norah非常想念脱口秀现场的感觉，目前，她也拍些短视频，抖音账户“Norah脱口秀”拥有超过136万粉丝，疫情期间，还开始自己的直播小栏目 Friday Night with Norah。“我比较想要让自己做很多事情，不这样的话，时间肯定就都会在不知道做什么当中就浪费掉了。有种莫名的社会焦虑感。”Norah还未上过笑果线上节目，正在准备脱口秀大会新一季海选。

　　抛开艺人的挣扎，脱口秀行业“垄断者”笑果本身，也面临着转型，疫情催化了一切。

　　实际上，在疫情之前，这就并不是一个好时刻。笑果面临的局面是，收入重心线上综艺，全行业赞助都在下滑，疫情来袭，原本高增速的线下演出业务，直接中断。“行业里的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赞助不太好，我们不太可能例外。但我们整体波动没有那么大，目前在做公司架构调整，推出整合营销业务，打造笑果生态的模块化输出。”专访中，笑果联合创始人、CEO贺晓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笑果是一家致力于打造喜剧类脱口秀的专业公司，出品过《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等综艺节目，旗下拥有李诞、思文、王建国、梁海源等脱口秀演员、编剧。

　　但相对松散的公司结构、脱口秀有限的破圈率都制约着贺晓曦。疫情之下，笑果与脱口秀艺人们，能够成功突围吗？

　　喜剧人

　　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话中，大部分脱口秀艺人均表示，自己并不止于脱口秀艺人，对自己的身份，有着多重定位，喜剧人、音乐人、电影演员均有可能。脱口秀，对他们更多只是当下的一个入口。但随着整个文娱产业寒冬，这个起点，对他们而言，越发重要。

　　成为脱口秀演员之前，梁海源在深圳卖保险。“在2015年，当时跟程璐、思文都在深圳，李诞(笑果联合创始人、首席内容官)和叶导(笑果文化创始人、董事长叶烽)让我们来上海，加入笑果，就过来。有过挣扎，但当时想，我已经在兼职做脱口秀了，反正以后也都是想全职做的，还不如早一点，所以就决定做全职了。公司发工资，也不会饿死。”梁海源说。

　　CY在2017年进入笑果前，在美拍做短视频。“自己写剧本，自己再演，拍段子剧。没赶上好时候，我刚不做抖音就开始火起来，收入也少。现在已经反感短视频，其实很多就是一个套路，再一直重复套路下去，挺无聊的。”CY称。

　　在笑果当脱口秀演员，则是王勉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大学时，也做过导游，写儿童剧，卫视实习，还去过传媒公司实习什么的。当时看到《吐槽大会》，就查了一下笑果这个公司，发现他们在选人，就来了。”他说。王勉也不讳言为什么选笑果，“想做脱口秀的话，只有这一家”。

　　拥有诸多工作经验的Norah，进军脱口秀就显得有些曲折。在2016年底，她在香港体验到了英文脱口秀。“一个白人老外讲了一个种族歧视段子，讲完之后，有个after party，他走过来跟我说，偏见段子只是段子，如果冒犯的话，千万不要介意，那天晚上我可能喝了点酒，然后就怼回去了，据说怼得非常犀利。后来老外就把我拉到了圈子里。”

　　之后，Norah开始了兼职脱口秀之路，她的特色在于，中英文皆可，通吃。签约笑果是在去年。“想走出海外市场，但自己做的话，非常辛苦。加入笑果能有个背书，也有渠道。”她说。Norah也坦承，兼职脱口秀对表演状态还是有影响，“王勉与CY进步非常快，这是他们的工作，必须要不停创造。公司的演员进步都非常快。我只能经常报名开放麦，给自己增加压力。”这似乎是她最折中的办法，“很多演员，他们可能还是学生，投入这件事情的成本(全职)，机会成本其实是非常低的。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机会成本太高，还处在摸索阶段。”

　　另一头，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触及的广泛情绪，搞笑更多针对于一个点，这无疑将加大演员压力，焦虑似乎已就是常态。

　　“现在的观众笑点高了，每天能从网上、手机上看到那么多笑话，而大家也比以前更幽默了，我们却仍然要在几分钟内让十几亿观众不停地发笑，真的很难很焦虑。”知名演员宋丹丹曾公开表示，她的选择是，完全放弃春晚小品演出。

　　王勉和CY感同身受。“特别是《吐槽大会》的时候，非常焦虑，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写。必须靠近项目，才能在收入上有比较好的回报。”王勉说。但压力促进了专业水准提高，“如果让我就那样散养状态的话，我能很久都憋不出一个新东西。”CY道。

　　Norah则相对平和，一方面是她兼职工作，输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诸多经历，给了她不少创作灵感。“还是会鼓励身边的人，多去累积一些生活经验，不单单是工作，也可能是旅游，增加生活丰富程度，不仅对写段子有帮助，也对你价值观很好。看事情角度也更多元化。”

　　愿意接受、坚持这份相对焦虑的工作，除了热爱，很大程度上，艺人们也有着更长远的想法。王勉和CY均表示，最喜欢的，是在舞台上表演，并不拘于唯一形式。“拍电影也行，唱歌也可尝试。”他们说。

　　Norah把自己定义为entertainer(喜剧人)，“最终可能不单单是靠演出，还比如说做直播，希望能够做出艾伦秀这种感觉，包括主持人，也会做一个MC host，也许某个环节，我还会去做一个喜剧电影演员。”

　　但走在这条相对新兴的路上，大部分脱口秀艺人都面临着父母的担心，需要证明。“他们会觉得，可能你像是一个替身，一个群众演员一样，在做一件不知道能不能成的事，而且成功几率非常低。我能做的，也就是坚持自己。如果说自己相信这件事情能做好，且很有信心和很有韧性的话，就只能去做，做出成绩来。”Norah说。王勉和CY认为，“要让他们看到，你能很好地养活自己。”

　　当下，王勉和CY、Norah都在做一件事，准备最新一季的《脱口秀大会》海选。

　　体制“改革”

　　当艺人们在低收入中筹备海选时，贺晓曦则在做另一件事，重新梳理公司框架，寻找新增量。

　　“疫情总体影响有限，春节本来就是我们的调整期，一般节奏是年前录完《吐槽大会》，上半年的《脱口秀大会》，则是开年之后的三四月份才开始筹备，所以本来就是空档期。线下业务确实影响很大，但整合营销和一些直播合作的业务，得到了补充。目前现金流很好。”贺晓曦透露。

　　他提到的整合营销业务，正是当下笑果的重要方向。“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特别大的大项目相对有限，我们可以把内容生产的能力在更多的平台上去做全场景分发、变现，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实际上就是笑果喜剧营销能力的模块化输出。譬如说我们和抖音合作的《喜剧周末》、西瓜视频合作的《喜剧场》，接一些滴滴的营销单子等。”贺晓曦称。

　　笑果的模块化输出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架构的打通，各项资源共享，背后是公司体制改革，系统打造。“我们需要搭建大系统，以前部门间是独立的，现在我们需要把系统构建起来，流转加速，效率提升，把它搭建的更完整，成为各个场景下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交流的支撑。比如整合营销部门就推案子，会用到其他部门的艺人、节目策划、执行，以前可能是一个一个的推，最近我们就在讨论，怎么把流转做得更快？这需要组织形态升级。客观讲，最早笑果发端，还是一个综艺团队，一个导演组或者是制片团队，如果真的要长成一个有生态系统的大公司，需要所有部门的协同，中后台支撑。”贺晓曦并不讳言。

　　在他心中，笑果比较合理的业务布局是，2:1:1，线上强综艺大概占收入的50%，收入利润的50%，然后整合营销可能占25%，线下演出占25%，去年业绩配比在2:2:1。笑果变成包括内容制作公司、艺人、线上演出公司、广告公司、NCN公司在内的企业生态群。

　　此外，贺晓曦还强调，去年就开始在做类似规划，但突然而至的疫情，无疑平添变数。“现在肯定被影响是演出这块，可以折算出一个数字出来。但因为我们的核心能力还是内容创作，包括最近跟快手、抖音一起聊的新项目，这些都是新增业务，也能跑出来一部分。未来线下复苏后，还是有可能再冲一冲，总体来看还是相对从容。”他说。

　　推行改革，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正如贺晓曦所说，笑果脱胎于《今晚80后脱口秀》，四个创始人中，叶烽、李诞、张瑛婕均来自该内容团队，贺晓曦则是后面加入。2014年，在叶烽婚礼上，贺晓曦与叶烽聊起内容创业的话题，之后决定一起创业。那时，贺晓曦已从光线离职，在厦门做一个天猫女包品牌。

　　“叶烽、李诞实质上是做内容的人，对商业没有那么关心，贺晓曦后面加入，负责商业具体运营，总体来看，笑果确实不太像个大公司，带着节目组痕迹。”与笑果有密切业务往来的核心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笑果实际控制人为叶烽，股权占比34.73%，贺晓曦占比6.7%，张瑛婕占比5.04%，李诞(李瑞超)占比5.04%，此外，华人文化、笑乐文化等股东持有其余48.49%份额。

　　“目前，系统还没有建成，我们只是在往这个系统的方向上走，如果一定要给我在这个系统里做个定位，我可以是这个系统的推动者，我的目标不是去做一两个节目，是要去做这个系统。既然是建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就不是一个人定出来的，这里面包括节目制作人、整合营销的同事、线下演出的同事，今年要把这个系统变成整体公司战略的部分。”贺晓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他说，“客观来讲，我们在拍板这件事上没有特别大的阻碍，真是商量出来的。假设我要去让大家觉得这个是对的，大家也会来讨论，我们是可以挑战的，没有特别多拍板。如果这个方向有挑战，然后挑战完了之后，如果不对，也会挑战回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我们从来不讨论是不是要去北京，讨论的永远是说怎么去，怎么更快得去。可能大家会理解，线下怎么样做，那是多大幅度？也不用投票，其实没有特别多投票的。我们的文化是，如果现在讨论得特别清楚，就先往前走一走。因为争论未必能出结果，我们不是在相互辩论和相互说服，只是提醒，你如果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从财务上，如果不会影响，在一个范围内，那就去做。做好了，可以说服我，做不好那我们就想，是方法不对，还是方向不对？那就这么简单。”

　　另一头，脱口秀依旧为相对小众需求。“脱口秀的观众基数不够，演员也不够。比如在纽约，在某个演员没有很多人认识的情况下，随随便便也可以满足1000人2000人的一个专场，同样的一个消费水平，在国内，只能卖出一个三五百人的专场，就说明市场的成熟和接受度还不高。细分程度也不够高。在国外，很少有演员是靠只做演出来进行全职工作的，很少。他们有全国巡演，国内基础是不一样的。”Norah说，不够成熟的脱口秀市场，是她选择兼职的重要因素。

　　贺晓曦看到了希望。“确实很难，但还是要坚持。土豆很好吃，我想让别人吃，就不停的做土豆节目，让大家说土豆挺好的，然后全世界开始买土豆，发现土豆大部分是我种的，这个事情可以做很大。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参与和见证一个新兴行业和类别的品类的存在。它不是一个纯财务层面的算计，这个事情本身也有趣。”他道。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