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组织吁海洋垃圾所涉品牌企业减塑，专家：不能靠企业自律

　　海边沙滩的垃圾里，隐藏着多少“品牌”？

　　2018年，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下称“仁渡海洋”)志愿者在中国海岸线上的24个沙滩捡了71197件垃圾，多为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其中2504件尚可辨别出“品牌”，共涉及数百个品牌。其中221件垃圾涉及康师傅，数量排在榜首，其后是娃哈哈、怡宝、农夫山泉、可口可乐、统一、伊利、旺旺、景田、蒙牛等品牌。

　　上述数据来自仁渡海洋近日发布的《海滩垃圾品牌监测报告2018》(下称“报告”)。

　　该《报告》发布后，7家环保组织公开倡议，呼吁在本次监测结果中被识别出的海洋垃圾涉及的品牌企业采取减塑行动。

　　仁渡海洋创始人刘永龙9月26日告诉澎湃新闻，海滩垃圾的产生，首要责任在消费者，但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呼吁企业行动或许更为有效。

　　澎湃新闻就此联系了康师傅、娃哈哈、伊利、蒙牛等数家企业采访，截至发稿前未获回应。可口可乐公关人员9月26日回应澎湃新闻称，该公司已在去年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包装愿景”，到2025年，可口可乐系统将在全球范围使用100%可回收的包装材料。

　　“直接呼吁企业，这是寄希望于其能够‘自律’，但‘自律’有时起不到效果——尤其是在只通过某几个大企业做这件事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蒋建国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坦言，须从政府、法律层面“控塑减塑”，予以强制约束。

　　沙滩垃圾涉及数百个品牌，零食饮料类居多

　　仁渡海洋2007年起便关注海滩垃圾问题，并发起“守护海岸线——科研监测”项目，建立全国海滩垃圾监测网。刘永龙介绍，2018年4月仁渡海洋第一次发布海洋垃圾品牌监测报告，包含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的数据；今年9月21日第二次发布的报告，属于2018年监测数据。对比显示，两年监测结果近似。

　　根据报告内容，2018年，沿着中国海岸线，从天津、烟台一路南下至广西北海，仁渡海洋选择了24个海滩作为监测点。志愿者们避开了大量游客活动及环卫定期清洁的商业海滩，以便准确反映海漂垃圾的构成。

　　在这些海滩上，志愿者全年监测到71197件垃圾，其中大多难以识别出品牌，仅有2504件能被识别，约占总数的3.51%。最终，记录在册的品牌共有627个，其中近一半为零食食品类品牌，其后依次为酒水饮料类、生活日用品类及其他品牌。

　　上述所有品牌中，涉及康师傅的垃圾最多，有221件，娃哈哈和怡宝紧随其后，分别为149件、145件。前十榜单中，还有农夫山泉、可口可乐、统一、伊利、旺旺、景田和蒙牛等品牌。据志愿者统计，被识别出品牌的垃圾，大多为塑料饮料瓶和塑料包装等包装物。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次性包装物受到了消费者认可，且是生产商的普遍选择。”《报告》认为，这也反映出，消费者与企业如果改善消费习惯、材料选择和产品设计，少用塑料，拒绝“用完即丢”，“还大海以洁净并不遥远”。

　　值得注意的是，志愿者在部分监测点发现了“部分外文品牌的垃圾”，包括浮标、饮料包装以及日用品包装等等，或是随着洋流和潮汐移动漂流至中国海滩。仁渡海洋将其作为一种“警示”：海洋垃圾已是国际化甚至全球化的环境问题。

　　“首要责任人是消费者，找企业或更有效”

　　9月23日，仁渡海洋《报告》发布不久，“摆脱塑缚行动”等多家环保组织公开倡议，呼吁在本次监测结果中被识别出的海洋垃圾品牌企业采取减塑行动，包括积极公布具体可行的减塑计划，回收价值低的塑料包装，投资开发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或新的产品交付模式，等等。

　　谈及向相关企业公开“喊话”的初衷，“摆脱塑缚行动”负责人郑雪称，海滩垃圾是消费者乱扔或是未被管理好而产生的，这是大多数企业的论调，但在环保组织看来，仁渡海洋捡出来的垃圾，大多本是不可回收的。

　　根据上述《报告》，被监测到的海滩垃圾中，近80%的垃圾为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如塑料袋、塑料膜和碎发泡塑料等包装物。郑雪认为，企业在源头设计时，就应考虑到所选材料在全生命周期中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比如产品被消费后的“包装处理”问题。

　　对此，刘永龙颇为赞同。“谁是造成垃圾失控的首要责任人？答案很清楚，是消费者。”他说，“但从解决垃圾问题的角度来说，找谁会更容易、有效？或许是企业。”

　　在刘永龙看来，企业可做的事很多。比如，在原材料的选择、产品的设计环节，企业便能给予有效回应，减少塑料使用，即便垃圾流落环境中也不会造成较大的环境污染；而在销售环节，可以建立包装物的回收系统。

　　“再往下，则是做好‘消费者教育’，比如产品包装、广告上有无相关提示、是否足够明显——这些相对简单的事情，企业有没有做到位？”刘永龙称，即便“自发前往海滩捡捡垃圾”也行，至少是一种行动。

　　对垃圾品牌监测报告，环保圈和商业圈态度不一

　　环保组织的“呼吁”，涉及的大部分企业尚未明确响应。“摆脱塑缚行动”在其微博发出倡议信时，曾@了一些相关品牌的官方账号，但未得到对方回复。“困难在于，我们无法得到正面回应。”郑雪坦言。

　　而在刘永龙看来，对于“品牌监测报告”，环保圈和商业圈的态度截然不同。“对方或许觉得，报告存在敌意。”刘永龙提及，在首次撰写《报告》过程中，仁渡海洋曾和榜单前十中的一家品牌有过一次“非正式交流”，期望双方能在品牌监测的基础上一起行动，但对方提出，“终止品牌监测才是合作的基础”。

　　“他们的反应非常激烈，甚至有些愤怒。这属于其‘职务行为’，我能够理解，但那不是我所期望的反馈。”在某些场合，刘永龙也会收获一些积极回应，“经坦诚交流后，有企业会表态，一起干点什么。”

　　澎湃新闻近日联系了上述榜单中的多家品牌采访。部分企业公关人员在收到采访信息称“晚些(或明天)回复”，次日又称，“还是不作回应了吧”。

　　9月29日上午，澎湃新闻联系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采访，该公司总机值班人员称其无法对此事置评，会将记者联系方式分别转至零食和饮料事业群品牌公关部门。截至发稿，澎湃新闻尚未收到对方回应。

　　目前，仅有可口可乐公关人员正面向澎湃新闻回应称，关注到了相关报道，该品牌已在可持续包装上有所作为，做了一些再生塑料制品，并对公众宣扬循环经济理念。

　　公开报道显示，2018年，可口可乐公司提出了“天下无废”愿景，目标包括：到2025年，可口可乐系统在全球范围使用100%可回收的包装材料；到 2030年，全球范围内实现公司销售产品包装的等量回收和再利用。

　　“在中国，可口可乐正与政府、环保组织、社区和商业伙伴展开沟通与合作，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包装解决方案。”可口可乐公关人员表示。

　　据郑雪观察，目前在减塑方面有动作的，“主要还是国际企业”，而鲜有国内企业对此明确表态。“(国际企业)会制定一些减塑计划，最终执行得怎么样，还有待观察。”郑雪说。

　　专家：“控塑”不能仅靠企业自律，须强制执行

　　“(环保组织)直接呼吁企业自律，但自律有时候起不到效果。目前来看，只通过几家大企业做这件事(减塑)，成效不大。” 9月28日，对于“海滩垃圾品牌监测”一事，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环保组织“入手点或许有问题”。

　　蒋建国认为，公益组织统计出来的品牌，其垃圾仅占海滩垃圾的少数，而“大部分的垃圾查不到来源”。据其介绍，日常生活中常被使用的塑料有两种，一种是硬塑料，比如瓶子，一种是软塑料，比如塑料袋、塑料薄膜、农业上使用的地膜。不同的塑料，其危害程度、回收利用的价值和方式都不一样。

　　“控塑减塑是很复杂的事，必须要从政府及法律层面予以强制约束，减少塑料的使用。”他举例称，十多年前，国家就颁布过“限塑令”，这么多年过去，电子商务平台发展迅猛，外卖、快递等进入日常生活，塑料制品的使用更为频繁。

　　《经济观察报》今年6月报道称，数据显示，仅2017年，国内快递包装塑料袋用量约80亿个，三大外卖平台每天外卖订单量超过2000万单，如果每单仅使用一个塑料袋，年使用塑料袋就超过70亿个。专家认为，“限塑令”施行效果低于预期，原因包括“替代产品较少，塑料限制范畴小，监管力度不大，政策配套不足”等。

　　“加大力度限制塑料袋、地膜等超薄塑料产品的生产，这是为当务之急。”蒋建国认为，这类产品易破碎，无回收价值，但市场需求很大，“小作坊”就能生产，政府难以监管。“对于电子商务平台，不仅要有标准，还要有惩罚，让依赋在上面的商家感受到痛。”

　　澎湃新闻注意到，国家“限塑令”外，已有地方探索“全面禁塑令”。今年5月，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两个月后，该条例草案送审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进展颇快。而在海南之前，吉林省、河南濮阳南乐县也有类似动作。

　　政府、法律层面“硬性规定”外，蒋建国建议，应加快研发替代产品。“塑料很便宜、很结实、很轻，优点颇多。不能因为环境保护，就将生活打回原始状态。拿什么去替代它？很难。”蒋建国提及，目前流行一些生物塑料可降解技术，但还不够成熟。“普通塑料制品在环境中，不降解还好，但加入生物催化剂或其他添加物后，变成塑料微粒，并未完全生物降解，危害更大。”

　　与海滩垃圾打了多年交道的刘永龙坦承，目前看来，“控塑减塑”依然任重道远，“对我们这些跳在河里面游泳的人来说，只有一个立场，就是继续游下去，将来或许会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