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进博会期间，高层领导在上海考察时给出上海三张“王炸”——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如今，这三大利好均已相继落地。

　　不过，如何落实内置于三大利好背后的要求，依然充满挑战，尤其是在引领、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方面，因为涉及三省一市，更是压力重重。

　　就国家而言，长三角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从城市而言，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与上海全面建成全球卓越城市息息相关。

　　那么，上海能否充分兑现这一利好，全面引领长三角地区发展？

　　立足全局看上海

　　作为中国100多年以来的工商业第一大市，上海地缘优势、历史底蕴、政治地位、资源集聚能力决定了其不可替代的位置，但即便如此，在“高速、高铁、飞机+互联网”去中心化、二次城市化趋势下，上海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长三角龙头还是存在危机感的。

　　在经济上，上海2018年的GDP为32679.87亿元，人均GDP为13.5万元，然而，杭州一直在直追上海，2018年实现GDP 13509.2亿元，人均GDP(14.3万元)高于上海。

　　在金融方面，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长期逊于北京，曾引以为豪的外资银行在近年来也发展较为缓慢，2018年上半年，上海外资银行资产总额1.53万亿元，比例仅占上海银行业总资产比重的10.2%，相比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260.19万亿元，显然不具备“系统重要性”，更不用说互联网在浙江的如火如荼了。

　　更何况，此项利好也有极具压力的一面，即周边地区接轨上海，资源要素流出。

　　但换个角度而言，危机感与压力感正是上海思变的动力。从逻辑上讲，城市群中龙头城市决定了整个城市群发展的高度，同时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也会反过来影响龙头城市的发展。

　　换言之，龙头要发挥作用，也需要这条龙具备强健的身体和四肢。同时，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竞争已经白热化，长三角各城市只有合作共赢才有出路。

　　当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城市群引领发展的时代，国内已形成的城市群多达12个，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集聚了全国近1/4的人口和约40%的GDP，只有当长三角城市群营造更好的整体发展环境、携手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时，市场的资源、国家的资源、全世界的资源才会大量向这里集聚，单个城市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新时代赋予上海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上海就需率先突破思维瓶颈，用更大的胸怀、视野和格局，把自身经济转型、全球城市建设，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把上海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之中来思考谋划。

　　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会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局看上海，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就更能深悟各项重大任务和机遇的战略意义，也就更能作出“不一般”的思考、谋划和推进，更大程度地将利好转化为现实。

　　新的产业增长空间

　　然而，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难免会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一些产业让渡，甚至需要疏解一部分非核心功能到周边地区，这就要求上海主动探索新的产业增长空间，正所谓有舍才有得。

　　如制造业方面，伴随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重化工制造业逐渐向周边转移，上海需要向极端制造业转型。

　　所谓极端制造是指极大型、极小型、极精密型等极端条件下的制造，主要用于制造极端尺寸或极高功能的器件，此类制造需要科技支撑，正吻合上海科创中心的资源禀赋，再加上上海已有大飞机、中核建、中芯国际集成电路、中车城市交通、微电子装备光刻机等产业项目基础，将形成上海极端制造优势。

　　再如，在互联网经济、体验经济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会展、电竞、时尚、体育赛事等新兴产业，承接国际会议、展览、活动和赛事，打造“全球电竞之都”、“全球时尚之都”。

　　目前，上海可供展览面积已超过100万平方米，位列全球主要会展城市第一，2018年上海展览业直接带动相关产业收入超过1400亿元。到2020年，上海年展览面积预期将达到2000万平方米，年举办规模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展会50个，进入国际展览业协会的机构数量达到35家以上，国际展面积占比达到80%。

　　同时，利用上海现有的优秀教育和高端医疗集中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教育产业、生物经济、生命经济等。

　　然而，鉴于创新与转型的难度，产业增长替代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对于GDP仅有3万亿元的上海而言，自然也要稳总量、稳增长、稳占比，因此，要注意把握产业增长替代的节奏。

　　夯实城市领导力

　　即便如此，上海依然具有诸多引领长三角地区的空间。

　　如科创引领，一边是建设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挥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另一边是充分释放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重大科学设施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整个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对此，可牵头设立区域性基金，用于培育高校、科研机构，实现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和引领性技术成果的产出。

　　再如制度引领，可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率先培育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制度构建能力。

　　而更重要的是，全面引领长三角的空间在于城市领导力，即上海成为超级枢纽，不只是地缘交通意义上枢纽，更是资源要素集聚的枢纽，节点与节点在这里集聚与叠加，并担当起要素孵化器的功能，成为能量的集中点、思想碰撞和产生各种反应的地方，而这些能量又向外辐射，由此避免京津对河北地区的虹吸效应。

　　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的空间

　　而当下，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破除行政壁垒，并在现实中存在可操作的空间。

　　(1)“借大势”、“靠市场”。

　　即不仅靠政府一己之力，还需要市场内生的推动力量，实现“大政府+大市场”的双轮驱动，甚至政府扮演的只是杠杆角色，如组建在若干领域里的长三角区域产业基金，以统一区域性基金来促进创新力和产业链的有效融合，促进长三角经济的产业升级和集聚发展。

　　(2)组织再造。

　　如“长三办”仍只是一个区域性常设协调机构，且“长三办”更多是解决了“块”上的协调问题，但在协调解决海关监管、港口管理、金融开放等“条”上的问题时还很难发挥作用。

　　再如组建长三角区域银行，通过上海金融要素市场服务能力的延伸，服务长三角企业，为实体经济融资、投资、贸易、避险等提供便利和专业化的支持。

　　此外，将自贸区扩容在江浙沪结合地带也是一种组织再造，通过特殊的政策方式，破除行政壁垒；像浙江对宁波港和北仑港的整合也是组织再造，进一步加强港口群内部的分工协调，促进港口群整体协调发展，在互补中形成规模效益。

　　(3)为协调好利益分配机制。

　　出台有利于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扩大政策效应的财税制度，也要兼顾各方利益，为鼓励企业有序、规范流动创造良好政策环境等，可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协商研究好财税分配问题。

　　同时，创新和对接地方政府的重要基金及其运作机制；创新研究咨询机制，使决策更科学化更具系统性；创设专项财政支持机制，使长三角协同一体化机制的运作更具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