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入园季，关于幼教政策的风吹草动都引人关注。7月2日，深圳市教育局发布《深圳市学前教育机构设置标准(征求意见稿)》，这部将替代11年前旧标准的文件，鼓励对微小型幼儿园(幼儿中心)的尝试——办学规模不设下限，由审批机关按生均面积指标核定办学规模和每班具体班额。也就是说，一个班的幼儿园未来也是可以合法存在的。

　　深圳不是孤例。今年6月下旬，成都市教育局局长明确表态，将借鉴北京、广州等地的经验，探索制定微型幼儿园的设置标准。先行者北京2017年就开始尝试社区办园点，对办园点的面积做了放宽；广州则从2018年开始在天河区试点开办微小型幼儿园，发布了《天河区微小型幼儿园开办工作指引》，一年之后这一模式推广至中心城区。福州鼓楼区的探路步伐几乎与广州同步。

　　各地在政策层面对探索微小型幼儿园加以鼓励，且出台相关的标准和指引，在解决“入园难”的问题上，无疑是一条正确的路径。入园难的背后是学前教育供给不足。这也是各地教育部门探索新路的内在动因。比如深圳，尽管从2007-2018年，全市幼儿园数量从819所增长到1771所，城市规划中幼儿园配建标准也从千人33座调整为千人40座，但仅靠符合建设标准的规划幼儿园提供学位，仍不能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2008年版的《标准》只适用于举办6个班以上的幼儿园，不适应规模较小的幼儿园或办学形式灵活的其他类型学前教育机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办学愿力的社会力量进入。广州也是如此。据天河区教育局预测，到2022年或有1万多个幼儿园学位缺口。基于此，天河区从2018年2月起放宽办园规模与场地面积限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财政资金开办微小型幼儿园。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学前教育体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头十年学前教育依然以政府为主导；新世纪最初的十年，学前教育被推向市场，公办园持续枯萎，民办园进入黄金发展期；2010年前后，学前教育重回“国策”层面，但民办园增速仍可观；现阶段则以2018年的学前教育新政为拐点，学前教育的非营利属性被强化，对社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管理空前加强。面对公众“入园难，入园贵”的呼吁，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扩大公办和普惠园的比例，肯定是正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搞政策“一刀切”，不能粗暴地退回完全以政府为主导的第一阶段。这既不能解决学前教育的供需矛盾，也无利于满足民众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在现阶段，摈弃要么全面行政管控，要么全面市场化的惯性模式，在学前教育体系中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鼓励试水微小型幼儿园是释放政策善意的第一步。在激发社会力量投入，增加学位供给的同时，还有利于部分无证园从“地下”转入“地上”。这些无证园中，相当一部分是园所建筑规模不达标而无法取得牌照，师资水平和口碑评价并不差。而且，由于有市场需求，它们一直顽强地存在着。与其让它们灰色生存，不如更新办园标准，将其纳入正规军体系，更有利于监管。广州天河区的试点依循了“两放宽，两提高”的思路，即在放宽办园规模和场地面积的同时，提高师资配备标准——要求每班至少配备1名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提高监管标准——一旦发生特别重大的安全事故，实行一票否决。这也是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宽准入、严监管”的转变，相比而言，后者更显示了政府的担当。政府职责的承担并不意味着要包揽公共服务的供给，而是要合理借助社会力量，并成为公正的监督者。

　　另外政策的延续性也值得强调，也就是说，对微小型幼儿园的政策鼓励，不能朝令夕改。对于民间投资者来说，政策的延续性、政府的契约精神十分重要。只有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才敢放手投入，才能着眼于长远利益——教育这个领域，尤忌急功近利。

　　其实，鼓励创办微小型幼儿园不完全是对现实的妥协，从儿童发展的角度，“小而美”的幼儿园有可能更能以儿童为本，因材施教。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4月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指出，小微化、生活化、社区化是世界学前教育发展的主流取向。就中国来说，对小微幼儿园的合规化探索正在起步之中，我们先要允许它的存在，才能促进它的萌生，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业态。无论是主流取向，还是有益补充，越多“小而美”幼儿园存在，家长和孩子的选择就越多，而这对于建立多样性、开放性的现代教育版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