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我就是‘三素一汤’的贡献者。”湖南省益阳市金杉村的村医郭根新面露内疚之色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所谓“三素一汤”，是农村基层医疗的“法宝”——三素是抗生素、激素、维生素，一汤指的是盐水。

　　金杉村坐落在益阳市的资阳区新桥河镇，地处偏远，全村3860人，人均年收入1.4万元。郭根新今年45岁，负责这3860人的健康已有27年。

　　虽然各种医疗政策制约着抗生素滥用，却无法停止基层医疗机构使用抗生素的脚步。

　　“对于常见病，一遇到发烧就输液，因为没有工具去判断是病毒感冒还是细菌性感冒，只能下‘三素一汤’，带来了抗生素的滥用。”郭根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除了问诊看病，村医工作中还有一大部分是负责公共卫生服务，但是常常手头上能用的“战斗武器”只有老三件：听诊器、温度计和台式水银血压计。如果医生经验技术不足，仅用这个设备测量血压还难保精准，无法服务高血压人群。

　　作为“健康中国”最基层的守门人，郭根新在处理自己所承担的两大任务时，有点手足无措。基层医疗机构是中国医疗最羸弱的区域，也是最亟待改善、国家正在重点强化的领域。无论是健康中国战略，还是推进分级诊疗，基层医疗都是重中之重。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部署进一步推动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增加医疗服务供给、促进民生改善。

　　基层医疗的困境之下蕴藏着万亿市场机遇，不可小觑。

　　百万村医的困境

　　在有关陕西农村标准化病人的调查中，中山大学全球卫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徐东发现，针对小儿腹泻，仅有19%的基层医生(包括乡镇医院、村卫生室)可以给出完全正确或部分正确的治疗措施，40%在不应该给抗生素的时候给抗生素，91%的医生在不应该给止泻药的情况下给止泻药。

　　除了在诊断常见病时缺乏辅助工具，郭根新的另一个困境，就是在公共卫生服务上。

　　随着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台，诊疗环节前置，将重心放在预防上的趋势明显。基层医疗机构开始承担起许多公共卫生职能：建立健康档案，儿童、孕产妇、65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以及慢性病的评估和干预等工作。

　　但是，基层医疗往往条件有限，在这个情况下，健康管理仅作为基层医疗机构考核中的一环，而基层医生们在就诊之余还要兼顾公共卫生服务，实际上为他们带来了沉重的工作负担。

　　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共有62万家村诊所，乡村诊所诊疗人次接近24亿，接近全国诊疗人次29%；乡村诊所承担了40%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承担起这些医疗服务的是100万的村医。

　　每一个村医都需要承担公共卫生服务，这块内容包括了对老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新生儿疫苗接种等。就是这样一个承担着最基础健康工作的一个群体，手中的工具只有老三样，数据统计依然靠手写和电脑输入。

　　2015年，医疗健康管理和服务大数据应用体系作为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建设的一部分，被提上了日程，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目的在于优化形成规范、共享、互信的诊疗流程。

　　郭根新说：“为了建电子病历，走访、采集、整理、输入一个人的身份证信息，全部手动，我们要经历五道程序才能算输入完成，有时候是重复劳作，单纯统计工作每天就要花上8个小时，这导致真正做医疗服务的时间极为短暂，因为实在没有空。”

　　在人工智能(AI)高调进军医疗的当下，这批数量百万的健康中国守门人，手里的“武器”却是那么弱小。

　　一个村医的破解之道

　　郭根新改变了健康守门人的守门方式。他和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起，研究出了一套“智能互联+家庭医生”的公共卫生服务模式，可复制、可推广。

　　操作模式很简单。在村卫生室，村民在机器上刷完身份证后，郭根新通过电子仪器对其进行血压、血糖检测，检测完后，通过智能APP上传发送检测数据，不仅村民的手机上就能马上收到，医生端也能同步读取检测结果，郭根新再根据结果提出建议进行精准的健康指导。

　　除此之外，他还在全村24个村民组中创建了24个微信群，基本覆盖了全村每个家庭，他经常在微信群中推送健康养生知识。

　　郭根新购入了一台白细胞分析仪，因为他觉得不能再闭着眼使用抗生素了，“一台白细胞分析仪，让我省下了4万元的抗生素。(村诊所)原来每年抗生素费用达5万元，现在一年用的抗生素不到1万元。”

　　“其实我就需要判断一下是否是细菌感染，要不要用抗生素？”郭根新说，他需要一个能够准确测量血压、血糖、血脂的小小设备，“这样便于我给村里人的健康提出好的建议”。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秘书长董书魁解释，“白细胞分析仪可以让村医精准判读、精准诊断、精准用药，减少无指征使用抗菌药物，减少不必要的联合用药，减少日使用剂量，合理的抗感染疗程，最终可以实现减少抗生素使用。”

　　隐藏的万亿市场机遇

　　徐东认为，如果医疗服务质量不行，包括基层医疗保健，可能带来巨大的浪费甚至是不良影响，“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三级诊疗，但这个推进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即第一触点能够提供有质量的医疗”。

　　他举了肺结核的例子，结核病服药的依从性差，会带来耐药结核的出现。若要保证诊断和治疗正确率，实行三级分诊后，将会导致群众的治疗费用上升、健康却可能恶化的效果。可见，如果没有首先解决基层医疗质量问题，推行三级医疗，会产生不良后果。

　　郭根新的改变，给新技术进入基层医疗产业提供了一个小的切入口。百万村医群体深入在基层医疗领域，解决他们的痛点，同时意味着，将带动基层医疗领域的创新市场发展。

　　“小型私人诊所19万个，村卫生室数量63万个，年总门诊量23.2亿人次，年平均门诊量2831人次，现年平均检测次数0；与此同时，年平均检测需求大于800人次，年检测需求大于6.5亿人次。”医服天下CEO庄航洲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个市场行业痛点明显，解决这个痛点，将撬动起中国基层医疗超万亿的市场。”

　　软银中国合伙人武凯认为：“由于村医水平的限制，导致基层医疗无法大快步往前发展。从检验到诊断到治疗，包括健康管理，每一块都有很大的限制和局限，从检验和诊断而言，他们没有设备，很多村诊所无法开展检验，因为国家对于村诊所、对于检验科，不是想设点就可以设点的。”

　　众多政策都利好公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可是，在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承担着健康中国守门人责任的百万村医，其生存状态亟须改变，这一百万既有队伍的力量更需要发掘。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