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

　　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效之关键在于人口流动，而决定人口流动的因素却不只是户籍制度。

　　人口流动对经济的影响既表现为供给侧，又表现为需求侧。就供给侧而言，人口自由流动是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表现，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向高生产力部门的转移，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就需求侧而言，人口流动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收入，还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这都将提升有效需求。但人口流动与否却取决于微观主体的选择。

　　为了考察户籍制度改革的潜力，我们可以将社会人口分为3个群体：城镇户籍人口、农村常住人口和非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户籍制度改革的潜在受益对象主要是后两类人群，其目的是压缩后两类人群的比例，提升城镇户籍人口的比例，人口转移的过程，在供给侧就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也有助于提升消费和投资需求。但是，从数据上来看，这两类人口的转移均面临着各自的现实困境，从而降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红利。

　　首先，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生育上的少子化，中国劳动年龄人数不断收缩，且后备力量不足。若将人口按年龄划分为0~14岁、15~64岁和65岁以上三部分，可以发现，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比在2010年触顶，0~14岁人口则从1964年之后一直处于下降态势，老年人口不断上升，于2014年突破10%，而后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收缩，必将引起流动人口的收缩。

　　其次，流动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规模或将加速收缩。截至2018年底，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二者相差16.2%，相当于2.26亿人口。另外，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的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为1.76亿，粗略估计，务工人员占城市非户籍人口的比例为78%。这说明，务工人员是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决定户籍制度改革成效的关键。然而，务工人员也呈现老龄化趋势，41~50岁以及50岁以上的务工人员占比均呈现上升趋势，而其他较为年轻的群体则不断收缩。

　　第三，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行业转移的空间也不容乐观。一方面，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的预测，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农业就业平均年龄在2000年为39岁，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50岁，其提升的幅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这与频繁发生的“空巢老人”事件所引起的关注是一致的。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将显著降低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将导致非农就业增量与2010年之前相比会显著下降。

　　第四，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一批“错过城市化的人”。他们既包括年轻时期在城市打工但却终未留在城市的务工人员，也将包括越来越多的40岁以上还在城市打工的人。据经济学家周天勇和王元地(2018)的估计，截至2016年，沉淀在农村的“错过城市化的人口”总量约1亿人，占当年总人口的5.6%，占当年非城镇户籍人口的比例约为10%。

　　不仅如此，户籍制度改革还需要一系列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比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如果农民可以分享更大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也将为他们在城镇置业提供资金支持。

　　总而言之，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但是，政策意图的实现，还需要其他配套政策(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改革等)的配合。

（文章来源：理财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