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发货”的微商代购奢侈品，很可能是来自广州的高仿货。

　　“你查物流信息，显示这一款GUCCI的包从意大利威尼斯发货，除了海外代购票据，还有清关信息，加上包包几乎以假乱真，绝对不会让人怀疑。”阿鹏拿着一款高仿GUCCI，向初次前来订货的微商打着包票。

　　阿鹏是地道的广州人，在白云区从事了多年的高仿奢侈品生意。

　　临近“3·15”，他把营业时间从上午8点调整到了10点，也把造假的票据藏进文件袋中，这其中包含境外刷卡单据、海关报关帖、发票等。

　　“这些东西弄齐全了后，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是假货。”阿鹏说，他的高仿货几乎能以假乱真，多花几十块钱，就能弄到和正品一样的包装和票据，加上与物流公司合作造假，提供假的境外发货、清关信息查询，会让人相信货物就是海外代购而来的“正品”。

　　因为售假者众多，皮具城商圈也成了有名的“A货集散地”。

　　类似阿鹏这样提供假“海淘”的商家，聚集在广州白云世界皮具城及相邻的民宅里，通过“微商”、“海淘客”，将大量的高仿奢侈品卖到各地，在这个售假环节中，负责拉客的“马仔”、商家、售假微商、快递公司等分工明确，形成了 “假海外代购”一条龙的服务链条。

　　奢侈品A货集散地

　　广州白云皮具城商圈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商圈内包含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金亿皮具广场、桂花岗小区、金桂园小区等多个从事皮具销售的市场。

　　正因为阿鹏等高仿商家，聚集在桂花岗小区及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写字楼的7到9层，所以白云皮具城也被称作“奢侈品A货集散地”。

　　临近“3·15”消费者权益日，广州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及附近的假包市场似乎不受影响，数十名揽客的“拉客仔”，穿梭在街道上，追着行人和车辆，递上商家名片推销“名包”。遇到有意购买的顾客，“拉客仔”们便带他们前往皮具城有合作的商家看货。

　　张永芳的高仿店，就在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A区写字楼的7楼。

　　这是一间由两室一厅的老旧住房改造而来的商铺，柜台上摆放着LV、GUCCI、Hermès等奢侈品，除了部分腰带，这些高仿品多是各种样式的提包、挎包及手袋、钱包，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除了一线奢侈品外，还有二三线的MK、COACH等品牌包。

　　在张永芳的店里，看包客们不乏含有来自韩国、非洲以及中东国家的人，他们操持着英语、韩语或生硬的汉语，跟店员交流，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各种新旧款式的一线奢侈品牌。

　　在店铺里，看包客们就是冲着假货来的。

　　看包客中有买来自用的，也有批发转卖的微商。在张永芳的店里，一名自称做微商的女子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从两年前开始做微商，以正品九折价格卖包，而进货价仅是正品的一折，她与张永芳等多个高仿包销售商长期合作，每隔几天就来选货，“到现在，都记不清来了多少次了”。

　　在这些假货店铺里，一些外国人也在从事微商的行业，他们定好货后，会让“拉客仔”帮忙将假货装箱，再拉到附近的快递公司发货。

　　3月14日，在张永芳的店里，短短的十分钟，就进来五六拨看包客。

　　类似的商家，在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的7楼和9楼有数家，新京报记者在“拉客仔”的带领下，走访了多家商铺，基本都有顾客选购高仿奢侈品。

　　而在各地警方破获的假奢侈品案中，多起案件的假包来源，也指向白云皮具城，其中包括福建莆田等多个国内地区的涉假案件，也有阿联酋迪拜、美国等境外国家和地区破获的涉假大案。

　　“我的客户主要是微商、海淘”

　　更多的售假商家，隐身于皮具城商圈的桂花岗居民小区。

　　活跃在皮具城周边的“拉客仔”，很多也将客户带进桂花岗小区的商家。

　　“拉客仔”陈星的合作商家是广州人阿鹏。

　　3月15日，新京报记者刚在皮具城附近下车，陈星立即上前询问是否买包，并称自己可以将记者带到桂花岗小区内的商铺，“价格绝对便宜，质量更是没得说。”

　　在陈星的带领下，新京报记者穿过三道有人值守的门，来到了藏身在居民楼内的“奢侈品大甩卖集市”。

　　阿鹏的店就在桂花岗小区。

　　阿鹏，广州人，30岁左右。他自称在白云皮具市场里摸爬滚打多年，熟悉整个市场，也熟悉各个客户群体。看到客户对奢侈品包的强大购买力后，于是干起了销售高仿奢侈品包的生意。

　　阿鹏没有双休，除了检查风声特别严时，假货店常年营业。他无法用准确的数字来表达销售假货的数量，“每天营业额不少于1万元”。

　　包括阿鹏在内的售假商家，对假货毫不避讳，“这里的包以假乱真，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专柜也不提供查验，大部分宣称海外代购的微商、海淘，其实都来这里选货，也包括外国人。”

　　在张永芳和阿鹏接触的顾客中，微商和海淘，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客户。

　　“少部分顾客买高仿是自用或送朋友，我的客户主要还是微商、海淘。”阿鹏说，在他的微信客户中，做代购的微商占了多半。

　　“海淘级”高仿售价仅为正品一成

　　按照一名商户的说法，白云皮具城商圈的假奢侈品生意好，是因为“够真”、“够便宜”。

　　张永芳销售的所有一线品牌高仿包，其相比正品价格，均有共同的属性，“仅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

　　一名销售商透露，在皮具商圈销售高仿包的商家价格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每家的质量不同，除了那些普通仿品、原单货外，只有一比一的高仿品能达到“海淘”级别，难分真假。“那些能达到海淘级别的包，价格都不便宜，十分之一是行内价格的规矩。”这名销售商说。

　　记者走访多家商铺，对同一款高仿包进行价格对比，各家的售价基本都为正品专柜售价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些所谓的海淘级假货被售假商家摆放在装修豪华、明亮的玻璃专柜里，和普通的高仿包相比，海淘级别的高仿包颜色更正，皮料的手感也很柔软。

　　“拉客仔”王成华和阿鹏的介绍语相似，“这里的LV包和正品一样。专柜20000元的GUCCI手袋，我们这1000多元。”

　　张永芳和阿鹏的生意和游走在大街上的“拉客仔”有直接的关系。

　　据一名“拉客仔”介绍，他们将客户带到商铺，成功卖出一款高仿包后，会获得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提成，提成由售假商户支付。其提成的价格算下来，也是高仿包售价的十分之一，“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拿到近千元”。

　　买包附送香港购物票据

　　张永芳在向客户推销时，也会提醒客户，如果是送朋友，就要告诉他们这是高仿包，不要配任何的票据。如果是做微商或者是海淘，最好将包装和票据做好，“反正专柜不接受鉴定。”

　　专做海外代购的微商张悦，其所售的所有奢侈品，都是来自白云皮具城的高仿货，“只要有渠道，可以在广州完成海外代购所需要的各种手续。”张悦说，如果想做这门生意，亲自跑一趟白云皮具城，联系几个商家作为货源，海外代购的所有手续，对方都会找“路子”做好，这样客户很难分辨包的真假。

　　阿鹏和很多商家，都有这样的“路子”。

　　“他们从我这里拿货后，通过伪造包装、发票和快递信息，让高仿包和正品看起来一样。”阿鹏说。

　　阿鹏手机里存着不少行业内的合作商，其中有在香港的“水客”。

　　阿鹏介绍，他们最常见的操作，是微商订货后，通过“水客”将高仿包大批量地带到香港，再从香港向内地发货，制造出清关信息来模拟海外代购程序，从而达到以假乱真。

　　他们也有针对散客的，已经做好各种手续的假货。

　　3月15日，新京报记者在阿鹏的店铺内花1350元人民币，购买了一款正品价格为8600港币(折合人民币约7360元)的高仿GUCCI手袋，加上140元的包装费和假发票等费用，验证了阿鹏所说的假货“一条龙”服务流程。

　　在阿鹏提供给新京报记者的高仿GUCCI手袋包装盒中，包含了香港海关完税货品许可证、印有GUCCI商标的商品购买单据、银联消费单据以及相关发票等造假票据。

　　经过阿鹏和水客的协作，假包的发货地变为了香港岛铜锣湾轩尼诗道555号SOGO崇光百货G28商铺。如果没有海外购物经验的人，很难判断这些收据的真伪。

　　新京报记者走访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及桂花岗小区的多家商户，他们称都能提供这样的造假服务，“这就是高仿奢侈品圈里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一名商户称，现在做海外代购的微商是主要客户群，除了包包质量，背后的整套假手续如果不做好，也很难做生意。

　　国际物流信息造假

　　“海外代购最常见的是走香港的流程，但一些代购微商和海淘，还涉及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造假代购。”阿鹏介绍，这是另外一种制假流程——“异地上线”。

　　所谓的“异地上线”，是客户在阿鹏这里买到假货后，将假货发往国外，再通过国外的接收人将假货发到国内销售，或者直接和一些物流公司合作，制造假的快递信息来伪造国外代购、发货流程。

　　“前者成本较大，必须在国外有接收人。”阿鹏说，后者只需要有固定的物流公司进行合作，成本较小。

　　在阿鹏的介绍下，记者联系上一个自称是中港国际物流货运公司工作人员的李桐，李桐称，他们长期和微商以及海外代购合作，制造假的物流发货信息，客户不需要将物品邮寄到国外进行转运，只需要提供国外发货地址、国内转运物流公司的运单号、收货人的联系电话以及姓名，就可以制作假快递信息。

　　3月16日，新京报记者在一家店内以15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款正品售价为1390欧元(约人民币10560元)的GUCCI手袋，告诉老板这件货物需要做意大利发货流程。随后，商铺老板将记者带到桂花岗小区附近，由一个专门做假奢侈品包装的商铺，打印制作了意大利威尼斯某商场的购物小票、刷卡交易记录及发票。

　　假的票据信息制作完成后，记者将此手袋及单据，通过一家知名快递公司寄往北京，并将运单号、收货人及联系人等信息，发给了李桐。

　　10分钟后，李桐向记者发来了国际货运信息。

　　快件信息显示，2019年3月13日，快件从Italy-Venice(意大利—威尼斯)发出；3月14日20时9分，快件到达中国广州海关；3月15日5时32分，海关滞留清关及商检中；3月16日6时55分，清关完毕，海关已放行；3月16日15时20分，快件到达广州白云转运中心；3月16日18时27分，系统转国内快递公司。

　　然而，快件实际的发出地址在广州，发货时间在3月16日20时许，中港国际物流公司制作了整个虚假的国际物流流程，来衔接记者从广州发往北京的假货快递。

　　像这样制造一单假物流信息，只收费12元。

　　为了让快递信息看起来更加真实，李桐称还可以根据他们制作的国外运单号，在“快递100”的官网中进行物流信息查询。

　　新京报记者根据李桐发来的运单号进行查询，能查询到快件从意大利威尼斯发出的假快递信息，负责承运的快递公司为“香港远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新京报记者在香港远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官网中，依旧能查询到上述信息。

　　香港远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1997年成立于香港，是一家拥有国际贸易、商品清关代理及快递服务资格的物流公司。根据李桐描述，他所在的中港国际物流属于香港远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可以通过伪造国际快递单号和物流信息来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购买程序以及清关服务，“这其中包含众多做海外代购的商家。”李桐说，以这样的物流信息，收货人一般都会确信货发自国外。

　　售假与打假的“江湖”

　　资料显示白云皮具城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解放北路，有着10余年的经营历史。皮具城周边民宅一直是商家们的临时仓库。紧挨商场的桂花岗小区被很多售假商家租下，改造、装修成为售假集散地，通常大门紧闭，需要有行内人打招呼才能进入。

　　为阿鹏拉来生意的“拉客仔”陈星说，“这里就是一个江湖”。

　　小区内外经常有人坐在凳子上放风，他们拿着对讲机相互沟通，只要有生人或者是车辆进入，放风的人会立即联系各个商家。

　　陈星带记者进入商铺的时候，先会通过放风人群，向他们使了眼色或者打了招呼后，才能进入小区，到了房间门口，陈星按了门铃，房间里的人通过猫眼确认了“拉客仔”的身份后，才开门迎客。进入门后，墙上会有监控画面，屋外、屋内的监控画面一应俱全。监控旁边会有人专门负责对监控画面进行观察。

　　新京报记者走访多家商铺发现，均有“拉客仔”、放风人员、监控观察人来负责相应的工作。

　　在白云皮具城门口，多处设置了警示牌：严禁携带、储存、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小心“拉客仔”误导您到商场外购买假冒知名品牌箱包！

　　但这些警示对于专门售假、购假的人来讲，丝毫不影响高仿货的买卖。

　　在陈星看来，在这个售假江湖中，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反侦查的合作方式来躲避检查，当地警方的警示牌对他们“不起作用”。

　　近年来，广州当地警方以及市场监管部门曾多次对白云皮具城以及附近的售假行为进行打击，但阿鹏等人并未受到影响，依然售假。

　　2019年3月15日，正值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白云皮具城周围有市场管理人员进行巡逻，但是陈星等“拉客仔”依旧在皮具城周边出没。

　　“好歹也是3·15了，还是得收敛点。”阿鹏等商家也作出些许变动，将营业时间推迟了两个小时，加派放风人手，注重监控画面，对陌生人进行反侦查，即便如记者买了包离开，又有人跟踪观察。

　　专家：品牌所有人应参与打假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新年律师表示，从制假、售假、快递公司协同作假等多方主体共同打造的假货“一条龙”产业链来看，其行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共同侵权的行为，若其销售数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则涉嫌共同犯罪。

　　随着电商时代的来临，商品市场的监管法则对电商却呈现出不适应的状况，使得电商这一行业滋生出了许多乱象，由于微商的入门门槛低，所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从微商那买来的商品都得不到保障。张新年表示，随着2019年1月1日，我国《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包括微商在内的网商都必须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即办理正式的营业执照。

　　《电子商务法》出台后，微商、代购也需要登记和纳税，朋友圈卖货也被纳入监管。张新年律师称，“我国在规制制假、售假行为中，也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无论是民事追责、行政处罚，还是刑事追责，法律都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介绍，互联网海淘、跨境电商具有隐蔽性、跨地域性，完全查处很难，但中国政府及市民对制假售假应该零容忍。

　　邱宝昌表示，对此我们应该加强技术投入，用网络来监管网络，对制假行为进行打击；其次，应该建立信用，进行诚信建设，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追究刑事责任，让不法分子寸步难行，对违法者依法严惩，用信用来制裁违法经营者，效用更持久。只有信用监管和刑事手段多管齐下，才能真正进行治理。

　　针对很多奢侈品店不提供查验服务情况，邱宝昌表示，品牌所有人不仅仅要维护好自己的利益，也应积极维护市场，为消费者提供鉴别服务。

　　“就目前来说，消费者想依靠自己进行维权还很难，各方应配合消费者进行维权工作，”邱宝昌称，“如果买到假包，消费者可以保留进货渠道、下单等证据，向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或和售卖假包的电商平台沟通解决，也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

（文章来源：新京报）